远去的票证年代

时间:2022-10-26 11:25:02 来源:网友投稿

近日,《中国商报》高级记者于彬的新作《远去的票证年代——新中国食品工业掠影》,已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

这是新中国成立国以来第一部全面描写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的著作,以人们曾经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票证为切入点,记录了中国食品工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全过程。全面呈现了中国从“票证王国”到“食品王国”的转变,以及怎样从“节衣缩食”,发展到了今天的“丰衣足食”、“食不厌精”的过程。

《远去的票证年代》一书不仅内容详实、数据准确、资料丰富,更是有许多内容是首次披露。这些内容虽是旧闻,但因为是首次披露,读起来依然让人感到新鲜和激动。

读者会从这些旧闻中得知,为结束票证年代,解决百姓温饱问题,中国的领导及各有关部门是怎样全力重视、支持食品工业的,以及各省市地方领导、食品工业战线的从业人员是如何辛勤付出的。那些“吃饭难”“吃肉难”“吃鱼难”“吃菜难”“吃蛋难”“喝奶难”“喝酒难”等各种难是如何解决的。无论是食品行业从业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可以从中了解到许多专业知识和有趣的史料。

食品工业的一穷二白

今天的中国人吃喝不愁,食不厌精,可是在1949年初期,旧中国的食品工业底子惨不忍睹。

那一年的全国卷烟产量为160万箱,这在今天就是一个厂的產量;食用油行业全是小作坊,全国的食用油年产量仅为50万吨,而今天一个厂的产量就超过了那时的全国年产量。某著名品牌的本厂年产量是40万吨,其分厂的产量则有10余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食用油供应极其紧张,不仅因为数量少,还因为有支援外国和换钢材的需要,4吨油换1顿钢材,所以食用油的供应就要精打细算了。在一些地方,每人每月2两油算是好的,有的地方甚至还断了供应。所以保存下来的油票还有3钱的。

肉类工业也是十分落后,除了上海、青岛、天津、武汉、哈尔滨有几个小型的机械化屠宰场外,全国多数地区都是一口锅、一把刀的方式杀猪卖肉,人均年占有量少得可怜,甚至少到连数据都找不到。

说到奶制品,同样是羞于提起,和肉类占有量相比,真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那一年,发达国家人均日牛奶量是500克,而我们则是1克。简言之,人家是我们的500倍。其他的也不用一一列举了,反正都是惨不忍睹。

重视食品工业

两次成立食品工业部

曾经有人认为,解放之初百废待兴,国家不重视食品工业,所以导致食品工业不发达,其实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

新中国历史上曾经两次成立食品工业部,因此可以证明,政府并非不重视食品工业,只是条件不具备而已。

第一次是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第二次是在1956年。两次成立又两次撤销,实属无奈。

食品行业的老领导认为,虽然成立了食品工业部,但是,一是缺乏食品工业的原料——粮油不过关;二是不知道何为食品工业。在一些领导人头脑中,食品工业就是“粮食磨粉”,就是“养猪种菜”,这点小事让百姓自己去干就行了;三是缺乏食品方面的专家。发展食品工业,需要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比如食品机械、酿造、烘焙、肉类加工、油脂、冷藏、包装、营养学等近百个学科。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文人墨客无数,就是食品行业专家少见踪影。在这样的条件下,食品工业如何发展?食品工业部又如何开展工作?总不能让部长、局长去养奶牛、喂鸡鸭吧?

尽管两次成立又两次撤销,昙花两现的食品工业部还是留下了值得研究的篇章。

“票证王国”与“票证之都”

读者从书中可以看到,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为解决粮油供应短缺,不得已采取临时措施,从1953年开始,中央到地方发行了粮油等票证(以粮票为主)。据统计,发行的单位有2441个,品种约30万。这一发行量居世界之首,是名副其实的票证王国。

其中,北京40余年间共印制、发行各种粮油票及副食票证6000余版本,总面额达500亿公斤,居全国之首。如此看来,中国是票证王国,那么北京就是“票证之都”。

1960年,北京市凭票供应的食品及其他商品达到50种(其中多为食品票证,下同);1961年,凭票供应的食品及商品达到69种;1962年,凭票供应的食品及商品多达102种。

几乎所有的食品都凭票,米、面、油等不用说,副食品也样样要票,鸡鸭鱼肉、烟酒糖茶、糕点小吃、油盐酱醋、萝卜青菜,凡是入口的东西,几乎没有不要票的。就连现在没人愿意吃或是偶尔吃的红薯也要票,茄子、土豆、胡萝卜等也要凭票购买。

也许有读者问,是不是北京的供应最差才什么都要票呢?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北京是首都,各个地方对北京都有或多或少的支援,相对其他地方供应是较好的。虽然凭票,但是毕竟北京还是有食品可以供给,而其他地方虽然留下的票证少,可正说明那些地方食品及商品较少供应。当时除了北京之外供应最好的是上海,以1962年为例,凭票供应的食品也达到了42种。

从数量和品种上完全可以说北京是票证之都,而从带头发行和最后结束的时间段来说,称北京为票证之都也毫无疑义:既带头发行,又最后结束,引领一个时代,又拉下这个时代的大幕。1993年5月1日,北京市最后一个宣布取消各种票证。在此之前的4月1日,上海宣布取消票证。

遗憾的是,要想收齐北京市的所有票证也不容易,因为各种票证用过后都是当天销毁。为防止贪污,销毁票证时都是最少三个人在场。而那些各种供应证也是当年底就作废了,来年换新的,保存下来的极少。

北京险些重新发行粮油券

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全国农村连续粮油大丰收,粮油供应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副食品供应也从“买难”变成了“卖难”。此时的票证没有了原先的功能,到成了有价证券,人们用票证换各种商品。比如说1斤面票换1个鸡蛋,2斤面票换1斤葱,45斤面票换1只鸡,500斤面票换1个大立柜。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陆续取消了实行40年的票证。1993年5月,北京市宣布取消粮油票证。这本是好事,但是粮油价格一路飙升,几近失控。个别的外省市为控制粮油价格,又悄悄地恢复了票证。

压力之下,北京市为控制粮油价格,也拟重新发行票证。为与改革开放前区分开来,新发行的票、证不再叫票、证,而是改名为“供应券”。如果还叫票或是证,名称和改革开放前一样,很容易让人觉得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错了。

供应券印好后北京市一直没有发行,希望涨价风能自行消灭。但是事与愿违,价格如高速路上的快车,一路狂奔。北京市领导无奈之下给中央打报告,准备重新发行票证,也就是新的供应券。但是中央领导不同意北京市重新发行票证,并批示:北京市不要带头,采取别的应对措施。

这种情况下,北京市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大量供应粮油,二是火速建立了800家国营粮店,三是现价,谁涨价就查处谁。三招一出,几天的时间粮油价格一路下跌,民心安定,社会平稳。于是这些“券”没有上市,直接成了藏品。

五花八门的票证

喝碗绿豆汤也要票

十年动乱,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看看这张绿豆汤票就可知一斑。近年有人说“**”也是发展了生产的,人民生活也是大有提高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得来的结论。作为一个省会城市,一个出了许多领导人的革命老区,喝绿豆汤也要凭票。除了感叹外,也就剩下无语了。

五块是什么概念

那个年代什么都能忘,什么都能忽视,就是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如若不信,看看这张票就应该明白此话不假了。左边的语录位置占了票证的小半壁江山,右边的文字不仅显得有些拥挤,更主要的是没有走心。豆制品伍块,什么意思?豆制品是个“大家族”,即使在那个不重视食品工业的年代,也有十余种,如豆腐、豆泡、豆干、豆丝、豆皮、花杆、鸡丝、熏干等,现在多达几十种。 如果是豆腐五块还说得过去,可是豆丝、豆皮、豆泡怎么用五块衡量?很有可能是豆腐票,但是印成了豆制品票。

面额最小的油票

1956年,按说是年景不错的,可是广西的这张三钱油票却证明,粮油紧缺已经开始了。

最小的香烟奖励票

改革开放前,农民把自己的粮食卖给国家,除了收到现金外,还可以得到如油票、蛋票、糖票、面票、烟票、酒票等各种奖励。这张“拾枝香烟”的奖励专用票,应该是奖励香烟票中最小的了。

取而未消的“特供”票证

特供食品,是在特殊时期采取的临时措施。1963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中央下令取消特供食品。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特供这一事物一直就没有离去。从1964年取消特供,到1976年特供依然在某些地方存在。这张票证为证。

猪油也是抢手货

食用油紧缺,每人每月半斤甚至是2两,所以猪油也成了抢手货。许多地方用猪油炒菜,但猪油也是资源有限,于是豬油票应运而生。

买菜也要票

说来可能有人不信,吃菜要凭票。一点不假,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而且就在北京。

副食品印成付食品

1970年,山东潍坊发行了副食品票,可是却把副食品印成了付食品。付的意思是给、交付之意,用在此处是错误的。不久后又改成了副字,而且语录也没有了,似乎有回归正轨之意。

北京率先解决“30年喝奶难”

当今社会,喝奶是再普通不过的了。可是在改革开放前,也就是1978年以前,喝奶可是件大事。只有病人、婴幼儿才能保证供应,普通人想喝奶很难。

为了解决百姓喝奶难,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做过批示。先后有王震、周恩来、毛泽东关注此事,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让百姓喝上牛奶。

可是基础条件太差,无论领导怎么批示,短时间也难以解决。再加上那时对食品工业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都不够,所以喝奶难就成为了无法解决的老大难。

基础条件差,差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北京市200万人口,大约有1000头奶牛,一头奶牛后面每天有2000个人等着喝奶。

要想满足这2000人的喝奶需求,这头牛每天最少要出1000公斤奶,也就是一吨奶。而那个年代的奶牛每天也就产十来公斤奶。2000人对10公斤奶,每人每天合0.01公斤。

30年间,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办法,但都没能够解决这个大难题。喝奶要开证明,重病患者、婴幼儿才能喝上有限的牛奶,奶票、奶证等也就应运而生。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有关主管部门改变旧的管理方式,允许接受外国帮助,允许农户养牛、集体养牛,也就是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再加上国际社会的大量援助,比如请来了“外援”——丹麦的优质种奶牛。

它们可是比后来足球场的外援们先到一步,是外援界的“老前辈呢”。这样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喝奶难的问题。

有了解决喝奶难的经验,北京市乘胜追击,又陆续解决了一系列的“难”,所以才有了今天的丰衣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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