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而作出的科学研判，是应对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切实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而提出的战略部署。全面从严治党为巩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创造了良好环境，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应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党员干部实践示范作用，牢固树立党在人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改进和创新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与传播方式，巩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党的思想建设；意识形态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6）06-0008-07
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为***的新一代党中央，基于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而作出的科学研判，是应对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切实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而提出的战略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对于巩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
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成的、和政治直接相关联的、用一定的话语体系表达的、以维护特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益的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想和观念体系。“意识形态”一词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特拉西最早使用，他在《观念学原理》一书中对“意识形态”进行了解释，认为“意识形态”表示的是一种“思想的科学”或“观念的科学”，这种“观念的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强调意识形态“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它的目标在于为人类服务，甚至拯救人类，使人类摆脱偏见，而为理性的统治作好准备”[1]310。
话语权即说话的权力或说话的影响力，即通过话语获得的对他者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控制力。话语权力的大小与“说话者”的力量和资源以及“如何说话”密切相关[2]。所谓意识形态话语权，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就是“一个社会组织、团体或政党，为确立其自身形象和社会地位，以及组织目标的实現，通过话语体系建设，将其世界观、价值理念以及政治信仰传播于社会，并作用于人们思想意识的一种影响力”[3]。
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权问题是古今中外的统治阶级和政治家们都十分关注和普遍重视的一个问题，它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彰显一个政党、政权舆论和理论的自卫能力，而且与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牢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执政党可以宣传自己的执政理念，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争取民众对其倡导的价值观念的认同，巩固合法性基础。
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抗击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中国共产党需要不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则是其根本保障。正因为如此，***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4]
由于多方面原因，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一度遭受严峻挑战，面临着动摇甚至丧失的危险。
（一）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长期、系统、组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向纵深扩展，西方某些腐朽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腐蚀国人，甚至产生殖民文化入侵的情况，冲击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5]。同时，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中国成为最大和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敌对势力开始把西化和分化的重点转向中国，加大了对中国意识形态渗透的力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公开和隐蔽的手段，处心积虑宣扬资本主义的所谓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和腐朽的价值观，积极抢夺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民粹主义、新儒学等各种社会思潮，打着学术的旗号，着力宣传或夹带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目的。消费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使拜金主义不断膨胀，享乐主义滋生蔓延，导致一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是非混淆、善恶颠倒、荣辱不分。新自由主义思潮以歪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手段，误导改革的方向。历史虚无主义则竭力诋毁传统、捏造历史、抹杀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普世价值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鼓吹西方的民主制度，宣扬多党制、议会制和三权分立，以反对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当性。美国2010年5月28日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奥巴马政府把“普世价值”输出作为重大的国家战略[6]。民粹主义思潮以关注民生为借口，在关系社会民生、市场调控、腐败官僚、环境污染等与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相对密切的方面标签化处理当事人，情绪化判断是非，群体化干扰司法[7]，放大和炒作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存在的问题，肆意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消减政府公信力。新儒学思潮对反对“全盘西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有力回击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但其从宗教出发构建的国家政策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背道而驰。[7]
（二）急剧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导致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日趋淡化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制度上抑制了较大利益分化的可能性，人与人间几乎没有利益差别，即使有，也保持在很小的限度内。与之相适应，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主流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国家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单一公有制经济向多种所有制形式转变，社会的资源配置和资源流向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的利益格局、阶层结构迅速分化重组。分配方式、组织方式、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由此而带来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挤压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空间，进而导致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日趋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