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武术历史与文化是武术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地域式文化研究为武术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分析工具；地域武术文化研究能够承担武术历史与文化信息的良性表达这一巨任，摆脱武术是“文化遗产”的静态发展模式，而呈现动态的可持续性的继承与发展；地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武术文化成为地域文化的系统分支，将搭建起武术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沟通的桥梁和纽带，给武术文化的长远发展带来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地域武术；文化；发展；传统；信息
中图分类号：G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8)02-0033-04
Abstract: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raditional Wushu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A way is provid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by the regional culture, and it can be finished about the work of inform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culture in Wushu field.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be changed about the traditional static state as a culture heritage, and shows a new durative development. The bridge can be built by the regional Wushu culture as an offset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brings out the new life.
Key words: regional Wushu; culture; development; tradition; information
20世纪80年代后，武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我国武术界掀起了热潮，以文化学视角来探讨和研究武术，无疑对于武术学科理论建设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和深远意义。然而，中国幅员辽阔，地理差异较大，地域人土风貌也不尽相同，而传统的以整体观或偏重于宏观角度来研究武术文化的特性，带有必然的局限性。中国武术门派繁多，各具特色，流传至今的拳种已达129种（《中国武术百科全书》，1998）[1]，因此，采用较合理的地域文化视角，使庞大丰富的武术资源达到
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标准”（帕累托，1897）[2]，不仅能够较为真实全面的反映地方拳种的特色与本质，更能使其与地域文化紧密结合，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与
子文化系统的“同一性”和同源性，揭示武术历史与文化的信息内涵和特征。
1 地域文化与武术文化的地域性
文化英文是culture，源于拉丁语，愿意为：耕耘、耕作。可见，从其最初的涵义上看，就有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开拓之意。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将农业、手工业、商业、教育等活动都归入了文化范畴。自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B.Tylor）首次对文化进行定义后，有关文化的研究一直以来为人文学科领域所关注。随着现代诸学科的交叉发展和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文化已经超出了原有的领域、范畴，以不同的形式更广阔的活跃于各个学科研究之中。
1.1 地域文化研究的“趋之若骛”
地域文化属于历史地理学范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在历史发展中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000年以前，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著作，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 [3]
地域文化（Regional Culture）或称“区域文化”，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大同于文化地理学（Gioculturelism）[4]。但地域文化和地理文化又不尽然相同，一般说来，“文化地理学是以‘地理学’为中心展开文化探讨的，其中的‘地区’（District）概念具有极强的地理学意义……而地域文化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探讨，其‘地域’(Region)概念通常是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5] 由此可见，地域文化与地理文化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地域文化带有明显的历史烙印和痕迹，其文化底蕴和涵盖范围比区域文化更为深远和扩大。
近年来，随着“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新兴学科的出现以及21世纪文化学热潮的涌起，我国的地域文化学研究相对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繁荣时期。如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中国地域文化系列丛书，全套24册，比较全面的概述了我国不同的地域文化风貌和特色，可以说是首次较为系统的对我国地域文化的展示。200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组织编辑了巴蜀文化系列丛书，已陆续出版10余本，分别从巴蜀的科技、文学、戏剧、饮食等方面对古老的巴蜀文化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阐述等等。
1.2 武术文化的发展和地域性特征
武术与文化的结合和起源发生较早，可以追溯到我国的殷周朝代，但武术与文化结合的重要历史时期基本上是从中国武举制度的产生而逐渐清晰、开始的。在历史上比较公认的武举制始于唐朝，“事实上，非正式的武举制，从隋朝便开始了。” [6] 尤其是到了宋代，由武举制度而产生的武学为武术与文化结合奠定了坚实基础。如宋代“武学课程除研习兵法、操练弓马外，还讲释‘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故博士、学谕人选多以‘一文一武’充当。”[7] 除了武举制度和武学因素外，在清代晚期，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流派的成熟发展也是促使武术与文化结合的重要因素。如形成和发展于清代的八卦思想学派、五行思想学派、阴阳思想学派等传统文化思想潮流都与武术发生了密切关系。如以阴阳学说理论为武术拳理的太极拳、以八卦学说为拳术理论支撑的八卦掌、以五行学说为拳术立论的形意拳等，都证实了传统文化与武术的理与术的融合。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武术文化发展的转折点和快速发展期，武术文化的研究已不限于武术与文化的关系阐释，而深入到武术文化的理论深度和系统层次探讨。如国内学者分别从武术与文化的结构和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与武术文化、儒、道、释文化与武术文化、武术与美学、武术文化系统研究、武术文化研究展望（谢建平，2003）[8]等角度不同深度的对武术文化体系进行了研究。进入21世纪后，由于北京承办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问题以及与奥林匹克人文精神对话的相关研究又凸现一时，并成为当前的热点。如《武术的文化精神与奥林匹克思想的契合》（牟艳、邢其年，2003）、《论开展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融合的武术文化教育》（郭志禹，2004）、《中华武术的文化内涵与对外传播》（刘军、常生，2003）、《从武术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吻合与差异探讨武术进入奥运会》（王岗，2002）等。
我国武术拳种繁多，据官方统计，仅“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就有129种。丰富多样的武术拳种不仅风格鲜明，特色迥异，而且具有地域性特征。 长期以来，武术门派分法较多，大致有一下几种，按地理位置分有南派北派之说；按地域分有黄河派和长江派之说；按内外家有少林与武当之说（峨眉武术明清历史即有记载，但峨眉派之说应属近代具体还有待于近一步考证）等。
梅杭强在《武术套路形成根源的人类社会学研究》一文中指出：“南拳北腿高度概括了南北方地域性的差异， 也就是说南拳北腿的特点是由于南北方的地理环境及人的思维体质和气质的有所不同而形成的。” 北方地势平坦，自然环境恶劣，人的体质相对强壮，因此，北方拳种中以刚为主，主搏于人的拳术较多。如形意拳，以劈、崩、钻、炮、横五拳为基本拳法，动作整齐简练，发力沉着，朴实明快；而少林拳更有所谓外家之宗之说。南方气候适宜，地势多样，故拳法多以巧、稳、柔著称，我国南拳派系即为典型代表。我国的西南地区因地理位置特殊，拳术融会了多种特点而别具一格。如四川地方拳种火龙拳，以关、盘、抰、提为基本手法，动作小巧、快速活变、以柔化刚。其技法运用带有南方特点，但同时，步法上却与南拳步法稳固的下盘不同。火龙拳步法以高虚步为主，运动以活步为主，显然与成都平原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流行陕西的武术套路“鞭竿”更多是出于陕西人的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活习俗所致。因此，凌扬藻在《蠡勺》中指出：“技击之有南北二派，实由于天时地理之关系，出诸天演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为也。” [9]
“上肢与下肢的分化，导致了人的身体性文化活动的两种类型：一种主要地是人以自己的肢体活动对外界环境的改造，另一种则主要地是人以自己的肢体活动对自身空间位置的改变。” [10] 实质说来，武术则属于后者，是通过身体合理的空间结构的运动，表达一种文化的特征和属性。因此，地域环境的差异性决定了武术技术自然适应的多样性，即肢体活动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武术拳种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既反映了我国武术博大精神，同时也显示了其地域性特点，正是由于地大物博的得天独后的自然资源才造就了如此丰富多彩的地域武术。不同的地理环境与人文要素禀赋共同形成了地域武术的特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地域性是武术的一个重要和主要特征。失去了地域性这一特征，武术将没有“拳势大而重、进退奔驰”的北派风格，也无法体现出“动作小巧、招法多变”的南方技法特色。
2 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
2.1 地域武术文化发展的萌芽
近代武术地域文化方面的探索最早是关于武术史学考证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以唐豪先生为代表的个人性质的武术史学考证是较早的涉及到地域武术文化方面，如《少林武当考》、《少林拳术秘诀考证》以及太极拳源流和拳谱的系列考证论著等。“唐豪的考证论著，应该说材料翔实，推论细密，结论也较公允。为武坛扬弃附会玄虚之说，提供了依据。为后继者提供了考察拳术源流的方法和研究武史的重要材料，唐豪的开拓性研究，为现代武术史学科打下了基础。” [11]1987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习云太个人专著《中国武术史》可以说是我国武术史学研究的一个教好的验证和总结。
我国80年代官方的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则是地域武术研究的辉煌范例之一。1983年至1986年，在国家体委武术挖掘整理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在各级体委武术挖整组的积极参与下，动员了全国8000余名专职武术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耗资100多万元，开展了我国武术发展史上空前的“普查武术家底，抢救武术文化遗产”工作。
伴随着全国武术挖掘工作的实施，地方性的武术学术活动也十分活跃。1986年，**维吾尔自治区武术协会等主办了全国性的“中国武术理论研讨会”。1987年福建省武术协会召开了首界武术学术研讨会。1990年——1993年甘肃省武术协会、省体育科学研究所等连续举办了“中国武术与传统文化”、“崆峒山武术学术研讨会”、“麦积山武术学术研讨会”、“94敦煌武术学术研讨会” [12]。近年来，一些学者也逐渐开始陆续发表相关学术文章，展开对地域武术的研究。如的《楚文化与楚国武术》（蒋松卿，1990）、《闽台武术文化渊源管窥》（陈荣亮，1991）、《武当山与武当武术》（高正，1991）、的《四川武术与武当拳的渊源》（刘绥滨，1993）、《子午门功夫与齐鲁文化》（李成银，2002）等。很显然，由单一的地方拳种挖掘上升到地方拳种与地域文化的理论结合已经初见端倪，尤其是21世纪以来，伴随着武术文化热潮的来临，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则逐渐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2 地域武术文化研究模式的“围城”突破
尽管20世纪末地域武术文化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其研究范式大多停留或局限于武术学科领域，研究模式往往是地域文化和当地武术技术的简单叠加。因此，这一时期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具有理论支撑薄弱、视角较窄和研究不够深入和具体化。进入21世纪，随着体育文化研究热潮的来临，加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理论的不断发展与丰实，地域武术文化研究逐渐打破和超越了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单一学科局限，而是采用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研究（此类学者如郭志禹、韩雪、梅杭强、倪依克、郝勤等），实现了研究模式意义上的“围城”突破。近年来，不同学者从跨学科、多种视角对地域武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为地域武术理论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理论价值。就目前来说，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主要分为几种理论模式。如有学者借用西方文化学中的“文化圈”理论。1898年，弗罗贝纽斯在其专著《非洲文化的起源》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圈”概念。弗·格累布奈尔也是“文化圈”理论的追随者，在拉策尔的形的标准和弗罗贝纽斯的量的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文化圈”和“文化层”概念[13]。此类学者借用“文化圈”理论，将地域武术文化按文化圈和文化特质划分地域武术文化，认为地域武术文化是由不同的地域武术文化圈构成，逐个地域武术文化圈又包含若干个文化特征，文化特质是构成地域武术文化的最小单位。也有学者借用文化实践的主体与客体理论，对地域武术文化的客体实践和主体实践分别进行了探究。还有学者从“文化认同”这一文化学理论，对地域武术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更有学者借用西方人类学中的“身体文化”理论对地域武术文化进行了阐释。如采用莫斯的“身体技术”概念对不同地域武术技术差异性原因的探究。还有学者借用生态学理论对武术文化的地域性进行了研究，得出武术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由自然适应到社会适应的缓慢发展过程等等。
不难看出，近年来，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已经打破了传统的现象研究方式，而更加注重运用较为成熟的西方学科理论对问题的实质进行研究，如以上学者借用的人类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充分显示了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方法的多样性。随着国内学者对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关注以及研究学术性和理论性的不断提高，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将会有着更好的发展未来。2006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牵头，邀请国内有关武术专家，正在筹备编写一套以地域武术为主要内容的武术丛书，丛书的编写将有力地推动地域武术地发展，对于地域武术学科理论发展具有重要地深远意义。
3 地域武术文化的发展探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近年来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尝试为武术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切入点，随着地域文化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将迈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3.1 武术历史与文化信息的良性表达
文化是一种“积淀”（李泽厚，1998）[14]，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武术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而丰满，从古代典籍最早出现的与武术有关的 “无拳无勇”（《诗经·巧言》）[15] 到“止戈为武” [16] 中 “武”字的出现，从“偃闭武术，阐扬文令” [17] “武”与“术”的最早结合到汉代的“武艺” [18]、民国时期的“囯术” [19]，直至1988年在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执行委员会议上，“武术”（Wushu）被正式定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法定用语，从中不难窥见中国武术厚重的历史沉淀和绚丽的文化色彩。“概念是反映对象的特征或本质（以及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 [20]不同时期武术概念的演变，不仅丰富了武术内涵内容，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上扩大了其外延范畴。在这一点上，我们从武术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即可窥见一斑。1998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国家级武术专业百科辞书在“武术基本理论”一章中就武术的功能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阐释，并把武术功能分为四种：“壮内强外的健身功能；修心养性的陶冶功能；演打相济的审美功能；攻防兼备的防身功能。”[21]
随着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开端，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走入了 一个相对高速发展时期，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以物理学革命为序幕的现代科技革命，对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科技因素而加速了不同文化“互动” [22]并促进了“文化年轮”（高福进，2003）[23] 的日益增长。面对21世纪信息时代的逐渐来临和竞技武术“三次融合”（郭志禹，2002）[24] 的飞速发展，传统武术的传播与发展尽管因一些武术协会支撑和武术交流会的举办（如国际太极拳年会、少林武术节等）得到了日益发展，但对于我国拥有百余拳种和流派的庞大武术体系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如何更好的继承传统武术，使传统武术的历史与文化内涵蕴藏的珍贵信息以较好的方式传播和展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一项巨大浩瀚民族工程。
社会学结构功能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功能的良性发挥离不开合理有效的运载结构实体。传统武术在经历了“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F.滕尼斯，德国社会学家）[25] 的时代洗礼后，在步入21世纪的社会背景下，其自身文化的发展应由传统的宏观平面研究而落实到具体的微观视角切入，则是推动和促进传统武术文化发展的确实可行步伐。即由部分的“地域式”武术文化代替传统的“中国式”武术文化研究的模式。因此，传统武术历史与文化信息表达的功能实现必须依靠若干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结构组成，在一定程度上，地域式传统武术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展，既推动了传统武术文化的深度，又为传统武术文化的后续整体系统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和理论依据。
同时，武术的历史与文化信息的表达必须建立在一个科学分析基础之上，即正确的唯物观和历史观，对于传统武术文化中的精髓和糟粕必须“扬弃”。这犹如社会学中的“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理论（戈夫曼,1959）, 符号互动理论代表人戈夫曼认为，人们通过言谈举止、服饰穿着等来表演、来驾驭他人对自己的印象，个人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自己留给互动另一方的印象[26]。而传统武术历史与文化信息的再现，则是人们通过主动性的运用各种“武术科学研究”（郭志禹，1997）[27]方法，把传统武术文化中的精华向世人的客观展示，以提高传统武术悠久浓厚的历史文化形象，从而实现传统武术文化的良性表达。
3.2 地域武术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武术文化的发展不仅要在“本”上做工夫，更应探索其文化的“道”的真正精髓所在。因此，本文提出传统武术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意在指出传统武术文化的研究的长期性和合理开发。
“可持续发展”一词，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首先提出来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上明确的界定了“可持续发展”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28] 目前，最早由生态学家首先提出来的可持续这个概念，现已成为一个综合、多维的概念，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 、发展学等学科中，内涵十分丰富、深刻。传统武术是我国现代武术发展的母体、源泉和动力，而传统武术自身所蕴藏的丰富文化内涵则是我国武术的生命力所在。健康身心是任何运动都具有的(不同运动项目运动方式和效果有所差异) 功效，但是武术的内在文化特征则是武术区别于其它运动项目的重要本质特征（这也是武术在世界体育运动大家庭中独树一帜的主要原因，当然不排除其技击性本质）。因此，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尤为重要，树立传统武术文化的可持续理念无疑对于其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促进作用。同时，传统武术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将是摆脱武术 “文化遗产”的静态发展模式，而呈现动态的可持续性的继承与发展。文化不是文明，文化在历史的传承中不断“沉淀”积累、升华。在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观社会背景下，传统武术的文化发展必将融入时代精神内容，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出现了所谓的“文化旅游”现象，通过旅游度假，不仅仅是观山玩水，更重要的是从中了解异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价值内涵。20世纪8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的“少林寺游”，就是典型例证。然而，若干年来，地域武术文化一直游离在地域文化的高墙之外，这并不利于传统武术文化的长远发展。地域文化不仅是一个地区文化资源的占有，更是地域所在的城市区域的形象代表。因此，传统武术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机的融入庞大的地域文化范畴内，寻找自身的发展机遇。地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传统武术文化一旦成为地域文化的系统分支，将搭建起武术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而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再是“皓首穷经、坐而论道”的“纸上谈兵”。
4 结语
武术文化是武术身体技术层次的内在体现，是武术现代化发展的传统精华。如何更好的继承与发展武术文化是武术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开辟地域武术文化视角，将会有机的融合和运用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其它学科的知识，这将有力推动武术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使武术文化并非仅囿于一项体育运动来研究，而武术文化在这一个广阔的背景下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17］［21］中国武术百科全书编撰委员会编.中国武术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86，51，5-9.
［2］ 王东京. 驾驭经济的理论支点——王东京教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上的讲演（节选）
文汇报［N］. 2004-06-06，第6版.
［3］ 葛剑雄 ，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J］．历史研究，2002，（3）.
［4］ ［5］鸥昆渤著.滇云文化,编者扎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1-2.
［6］ ［7］［11］［12］［15］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篡.中国武术史. ［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7：141，202，359，452，17.
［8］ 谢建平.近十年来武术文化研究的综述［J］ .体育文史，2003,（3）、（4）.
［9］转摘自 无谷、刘志学.少林寺资料集［M］.西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61.
［10］ 李鹏程. 当代文化哲学沉思 ［M］. 人民出版社:1994：165.
［13］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60－63）.
［14］李泽厚.论语今读［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29.
［16］蔡宝忠.中国武术史专论［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16.
［18］［19］ 中国武术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武术大辞典 ［M］ .北京：人民体育是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1.
［20］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形式逻辑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20.
［22］社会行动在社会学中通常称作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这是社会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参见朱力.社会学原理［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0.
［23］高福进.地球与人类文化编年文明通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
［24］郭志禹，竞技武术国际化综论［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2，（4）.
［25］［26］参见朱力.社会学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0，37.
［27］郭志禹.武术科研的战略构想［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7，（2）.
［28］朱坚强，韩狄明.可持续发展概论［M］ .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