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贤江(1895-1931)，中国教育理论家、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笔名李浩吾。浙江余姚人。1917年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监处事务员、教育科职员。1919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任《学生杂志》编辑。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1925年参与发起组织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兼任上海学生联合会**。曾参加上海第一、二、三次工人起义组织工作。1928年～1929年写成《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指出教育为革命服务的方向。著作编为《杨贤江全集》。
1927年秋的一个晚上，杨贤江从武汉返回上海，回到余姚，徐步跨上通济桥。他摇着一柄纸扇，低头沉思上海“四一二事变”，蒋介石残酷镇压共产党人的情景，武汉“七月事变”，汪精卫跟着蒋介石**的暴行，很多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一幕幕让他阵阵心酸，更激起了他心中无限的悲愤，他深深地感到了作为共产党人的责任重大。鹰击长空，鱼翔浅底，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月光里，杨贤江远望姚江水面星光点点，近看纸扇上的山水画面，口占一联：
脚踏一天星斗，
手摇万里江山。
这副对联，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低潮时的不屈精神和凌云壮志，体现了一个具有渊博知识、勤勤勉勉的革命家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风范。
一、刻苦攻读，立志教育救国探求真理，投身革命运动
杨贤江，字英甫，1895年4月出生于浙江余姚县云和乡杨家村(今慈溪市长河镇分江市村)。父亲杨树芳，是个贫苦的成衣匠(裁缝)，母亲方氏，常年纺纱织布，并种些蔬菜出卖，以补助家用。杨贤江有三弟两妹，因是长子，父母节衣缩食供其读书求学，7岁时在本村私塾启蒙。一天，杨贤江随母亲去邻村范樵生老师家，刚进门，恰巧范先生的儿子不慎打破了饭碗，范先生顺手打了孩子一个耳光，孩子哭了起来，弄得方氏很不好意思，连忙去帮着收拾破碗和残饭，并哄孩子不要哭。范先生静下来问杨贤江几岁了，喜欢不喜欢读书，小贤江一一作答。范先生想到刚才打孩子的事，问杨贤江：“假如你家里有人打碎了碗，怎么办?”小贤江想了想，回答道：“打破了，要看打破碗的是谁?是有意还是失手?打破的碗值不值钱?”范先生听了杨贤江的回答，对方氏说：“这孩子真聪明!”后来，杨贤江就由范先生推荐，跟随范先生到余姚郑巷奚山初等小学堂插班读书。
1909年，14岁的杨贤江转学到余姚泗门镇诚意高等小学堂，16岁毕业，因品学皆优，留母校任教。不久，在父母的包办之下，杨贤江与比他大2岁的邻村姑娘张淑贞结婚。杨贤江对这种缺乏爱情基础的婚姻颇为不满。当时，父亲因生活拮据，希望他当个小学教师，但杨贤江一心求学，终于说服父亲，于1912年考入膳食全免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浙一师是浙江最有声望的学校，校长经享颐是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人称“蔡元培第二”。经享颐富有政治远见，锐意进取，敢于接受新事物，是“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延揽一批学者如李淑同、夏丐尊、胡公冕等，不仅知识渊博，教学认真，而且思想进步，有强烈的爱国热忱。杨贤江在名师熏陶下，发奋读书，立志教育救国。每天清晨，他总要抽一段时间独自在校园里高声朗读英文。入学第三年，他不但能阅读英文书报，还开始写译关于新教育的著作，并经常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投稿。1915年他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五篇文章，其中《我之学校生活》一文是杂志的特别征文，被评为第一。文章里除了进一步阐发他对主动学习的见解外，突出提到了德智体三育兼备的思想，认为“必兼有三育，融合精彻，始能成完人”。除了学好学校规定的全部功课以外，他还在课余跟从夏丏尊先生学会了日文。浙一师有藏书楼，楼中多日文书，他借书借得最勤，他翻译的日文书籍准确流畅，很受夏先生赞赏。杭州有规模很大的省立图书馆，星期天，他总是上孤山去阅读。在浙一师的五年间，他获得《学生杂志》征文比赛第一名，是全校优等生奖学金的获得者。因他功课好，品德好，全校师生都默认他是模范生。
1917年夏，杨贤江在浙一师以优异成绩毕业，经校方推荐，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学监处事务员，并旁听大学课程。他一面工作，一面读书，旁听了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又参加商务印书馆举办的英文函授学习。其间，他与恽代英相识，建立通讯关系，成为挚友。
1919年5月，北京学生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巨浪的冲击下，杨贤江大量接触新思想、新学说，不断深入思考社会问题，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同年8月，经邓中夏介绍，杨贤江参加了李大钊等发起的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少年中国学会”，并被推选为南京分会书记。
1920年8月，杨贤江受聘去广东肇庆任高要县国民师范补习所教务主任，并讲授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但事与愿违，到肇庆后正值粤桂军阀混战，兵荒马乱，补习所和其他学校都无法开学，他被困愁城50多天。在肇庆，杨贤江亲眼目睹了军阀之残暴，士兵公然出卖抢劫来的还带着血迹的金银首饰。这使杨贤江多年来谋图教育救国的信念受到很大打击。他在写给同学的信中说：“我从四千里外，专程到此，终算冒了个险……唯一念及教育前途，则不禁恻然耳。”就在杨贤江对国家前途、个人事业彷徨的时候，他意外地接到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主编朱元善的邀请信。朱聘他担任商务编译所和《学生杂志》社的编辑工作，杨贤江欣然前往。
当时，商务编译所聚集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如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董亦湘等。1921年10月，杨贤江进了编译所，并担任《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与他们志趣相同，意气相投，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马克思主义，探求革命真理，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由沈雁冰、董亦湘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
二、铁肩担道义，接编《学生杂志》妙手著文章，指引青年奋进
“五四运动”以后，杨贤江接编《学生杂志》。他顺应时代的潮流，对《学生杂志》的内容和形式都作了彻底的改革：一、全部改用白话；二、主张青年应关心国家大事，适应世界潮流，反对埋头读书；三、文学应对社会起促进作用，反对一切新旧八股；四、青年谈恋爱是可以的，但必须认识到恋爱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方面，除此以外，还有更多的事要做，不应该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杨贤江锐意变革，从1921年开始，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专论和社评，引导青年学生树立革命的理想和生活目标，对青年的各种切身问题给予全面的关心和指导。这些文章立论新颖，简要生动，揭露深刻，批判尖锐，富有时代精神，大受青年学生的欢迎。这个时期《学生杂志》的发行量一跃而居全国同类杂志之冠，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当时“思想最高尚、最纯洁、最切实、最缜密而又是最富有革命精神的杂志”，成为“指导青年走向光明之路的明灯”。杨贤江因而受到青年学生的爱戴。
杨贤江认为青年运动是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生运动又是“我国青年运动的先锋”。他经常抓住时机，组织专题讨论，宣传革命的真理，团结教育青年。1923年，他在《学生杂志》上接连组织了学生入党、学生参政问题的专题讨论，和主编《中国青年》杂志的恽代英一起，发表了不少文章。他指出学生求学的目的，在于改造社会，使群众获得幸福的生活。这两次专题讨论震动了整个教育界，澄清了学界不问政治、关门读书的糊涂思想，对于广大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1924年2月，杨贤江针对上海颇有名气的澄衷中学举行策问式会考事件，发表署名评论《国故毒》一文，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考试乃是国文教育上的复辟行为，凡不甘受束缚教育的青年学生，应该对于这种行为竖起反叛之旗，大喊一声‘革命’!”这篇评论文章，击中了复古派的要害，急得封建学阀、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咆哮如雷，在报刊上公开指名攻击杨贤江，并纠合顽固势力向商务印书馆施加压力。“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杨贤江不为其汹汹气势所吓倒，继续发表文章反击。当时，恽代英、肖楚女、陈望道、曹聚仁等著名人士也著文声援，封建顽固势力掀起的复古读经逆流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1924年1月24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噩耗传来，杨贤江立即在同年２月号《学生杂志》上及时插入了有关这一重大事件的报道。他在卷首最显著位置刊登三幅列宁遗像和他亲自撰写的悼念列宁的文章。他在题为《列宁与中国青年》的社评中指出：“我以为像列宁这样一个人，实在可以作为我们中国青年的模范……列宁的刻苦力行，列宁的勤学研究，列宁的为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谋解放的革命行为，都是我们做青年的好模范。”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在一个刊物上刊登几幅列宁照片和发表两篇纪念列宁的文章，是平平常常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在大革命前夕，在反动政府统治之下，看红皮书都有被当做“赤党”遭杀头危险的年代，杨贤江把个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以高昂的战斗姿态，号召读者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学习，这种大无畏的革命胆识，是难能可贵的。
杨贤江懂得青年的心，善于瞄准青年中普遍存在的实际问题。他在1921年春创造性地开辟“通讯”专栏，公开回答青年学生提出的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从世界大势、国家命运、人生前途到婚姻恋爱、职业选择、处世交友等青年学生面临的特有问题，杨贤江总是耐心地给予解答指导。这样的通讯简明扼要，有的放矢，极受读者欢迎，同时也加强了读者与编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后来，提的问题多了，而通讯的方式又难以满足广大青年学生的求答要求，杨贤江干脆在1923年11月号《学生杂志》上开辟“答问”专栏。尽管工作量大，然而他总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努力去做。有时一期杂志上刊登80多则答问，最多的一次达109则。通过这些通讯、答问，我们可以看到杨贤江对广大青年学生的一片赤诚之心，对中国革命的一片赤诚之心。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处在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双重统治下，要想办个进步的宣传革命的刊物谈何容易。杨贤江集组稿、编辑、校对于一身，为办好《学生杂志》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一时期的《学生杂志》生气勃勃，销路大增，遍及全国大中学校，甚至远销海外，影响极为深远。不少青年学生受《学生杂志》的影响而参加了革命，有的后来成为中共的高级干部。李一氓在《纪念杨贤江同志》一文中评价说：“他与恽代英同志的工作是相辅而行的。代英同志对于青年工作的实际指导多，而贤江同志则对于学生运动的教育工作多。当时比较进步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大体上都受《学生杂志》的影响，而实际则是受杨贤江的影响。”
从1921年到1926年的6年中，杨贤江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署名的论文、社评190篇，通讯130篇，答问1500多则，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全人生指导”思想。杨贤江认为，青年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他们的生活应当是“全人”的，既包括肉体方面，也包括精神方面。但是，由于“向来的学校教学，大都偏于知识的传授，而对于良好习惯的培养，青年问题的探索，未尝加以留意”，以致产生种种畸形的人生。为了帮助青年过健康、圆满的“全人生活”，为了培养“中国社会改进上适用的人才”，就必须对青年进行“全人生指导”，使他们成为“有了肉体，又有精神；有了个性，又有群性；有了现实，又有理想的‘完全的人’”。
三、叱咤风云，组织参加武装起义指点江山，宣布成立“临时政府”
1923年，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杨贤江与沈雁冰、林伯渠、董亦湘等九人任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负责中共中央与各地方党组织的秘密通讯与联络工作，并与恽代英一起分工负责青年学生方面的工作。1924年，杨贤江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选补为委员。国共合作后，杨贤江参加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青年部长，同时，曾先后兼任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及上海大学附中教务主任。
杨贤江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个人生活极为节俭。他没有嗜好，饮食简单。菜汤里加一点“味之素”(味精)，周末喝一小杯五加皮酒，已经算是奢侈了。这固然是他的穷学生出身所养成的习惯，也与他的家庭负担较重有关。在经济上如此拮据的情况下，他还和沈雁冰、侯绍裘等同志一道捐助中共江苏省党部光洋各100元，以帮助解决他们的经费困难。
1924年，杨贤江回宁波、余姚等地发展中共组织，与宣中华等到杭州建立中共浙江省省委。
在编译所工作期间，由于缺乏爱情基础，他和张淑贞离了婚。但双方关系处理得较好，离婚以后，杨贤江继续供她在绍兴明清女子师范读书，直到毕业。1925年，杨贤江与杭州女子师范毕业的姚韵漪结婚，建立了新家庭。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杨贤江站在领导运动的前列，和沈雁冰、董亦湘、侯绍裘等发起组织“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积极参加爱国反帝运动。当时，杨贤江兼任上海学生联合会**，他们印发宣言，组织演讲团，到工厂、学校和郊区农村宣传反帝救国的道理。这样，引起了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妒恨，竟然非法开除杨贤江、沈雁冰、恽代英等的国民党党籍。为此，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派筹备员到上海，于1926年1月成立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布杨贤江、恽代英、沈雁冰、杨之华等九人为执行委员。
1926年，北伐军从广东出征，大革命进入高潮，杨贤江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兼任国民党东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当时恽代英、沈雁冰等已离开上海，杨贤江的责任更重了。他不得不离开工作了六年的《学生杂志》，全力投入革命的领导工作，从此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
1927年2月初，上海工人阶级举行的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又派军委书记周恩来到上海组织第三次武装起义，杨贤江积极参与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1927年3月21日，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杨贤江亲临战斗现场，指挥上海大学工人纠察队和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攻占了天通庵车站。起义胜利后，杨贤江参加筹备上海市临时政府的工作，被选为上海市政府委员。3月29日，上海市临时政府举行市政府委员就职典礼，杨贤江代表上海特别市党部主持会议并致词。当时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百般阻挠，拒绝出席，要求取消市临时政府。蒋介石也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致函市临时政府“暂缓办公”。担任会议**的杨贤江不畏武力威胁，毅然宣布上海市临时政府成立，并致词说：“临时市政府产自民众，受民众监督，为民众谋幸福……誓死反对帝国主义，坚决收回租界，铲除劣绅土豪、贪官污吏等封建残余势力，实现政治民主。”
在上海工人浴血战斗之时，国民党右派已在暗中接收了原市政府各局，临时市政府只接收了一个教育局，杨贤江担任代理教育局长。上任后，他立即发表改革教育的谈话，但这时人心惶惶，他的这些正确主张无从实施。
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杨贤江被列入“通缉要犯”名单，在国民党浙江省当局发出的“通缉”名单中，杨贤江名列第三。受中共中央指派，他秘密离开上海前往武汉。5月13日，杨贤江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愤怒揭露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罪行。他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是封建买办和大地主阶级的代表，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新军阀，其残忍比孙传芳、张宗昌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他又满怀信心地指出，如果对蒋介石进行讨伐，上海工人就会有第四次武装起义。这一主张与周恩来建议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意见不谋而合，给处在低潮时的革命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中央委任杨贤江为苏浙沪三党部驻武汉办事处委员，并担任国民党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革命军日报》的总编辑。
当时政治形势日趋逆转，武汉的汪精卫步蒋介石的后尘，密谋**。为了揭露这些人的庐山真面目，杨贤江冒着极大的风险，在7月14日的《革命军日报》上刊登宋庆龄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第二天，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失败。
四、呕心沥血，撰写新教育理论著作积劳成疾，革命先驱者英年早逝
大革命失败后，杨贤江从武汉秘密返回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一度参加过大革命的知识分子，有的失意，悲观消沉，有的悲愤暴躁，有的离开了革命甚至变节叛党，出卖自己的同志。但杨贤江的革命信念却更加坚定了。他认为：“中国革命这样伟大的变革事业，并非一蹴而就，它要经过多次的涨潮与退潮，然后才能达到最后胜利。”一次，他与张秋人等隐蔽在上海绍敦电气公司楼上，性格刚烈的张秋人拿着一张登满脱党声明的报纸，怒气冲冲地对杨贤江说：“这几个人，我早就看出他们是投机分子。可是，这个人我把他看作好人，现在也做出这种事来!”杨贤江听了只淡淡一笑，然后低声说：“让所有的投机分子离开，有什么坏处?”夏衍后来回忆说：“在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的时候，我从他的这种安详镇定的态度中，深切地感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气概与庄严。”
这年秋天，杨贤江从上海秘密回余姚重建中共党组织，在通济桥上吟出了“脚踏一天星斗，手摇万里江山”这为后人传颂的对联，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时所描写的情景。
到了年底，上海的政治形势更加恶化，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指示处境极为危险的党员出国隐蔽。杨贤江和夫人姚韵漪东渡扶桑，暂时避难。在居住日本京都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革命工作。由于杨贤江在浙江第一师范时就已掌握了英、日两种外文，能够阅读和翻译外文书刊，他利用手中的笔，从事进步教育论著的研究，撰写和翻译了许多教育论文。特别是撰写出版了《教育史ABC》这部著名的教育论著，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联系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解释教育的本质，说明教育的作用，辟除对教育的迷信，纠正对教育的误解”。他对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教育政策，给予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打击，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各种错误观点与主张，摆事实，讲道理，分析批判。这部论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奠定了中国新兴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
《教育ABC》这部著作像一发威力巨大的炮弹，击中了旧中国反动统治下的教育制度，像一把锐利的解剖刀，解剖了改良主义的教育理论，也像一把火烛照亮着青年前进的道路。许多教师和青年学生，在他的启发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大道。杨贤江的著作，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然而却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知识青年的热烈欢迎。当时，《教育ABC》一书被多次再版重印，是极为少见的。
杨贤江在日本期间，担任中国留日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机智地进行地下工作。董必武、林伯渠等先后去日本，都是在他的巧妙安排下，躲过日本警视厅的监视，取道海参崴去苏联的。
1929年5月，杨贤江由日返沪，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发起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为了粉碎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央文委决定编写一套《新兴社会科学丛书》，分配给杨贤江的任务是撰写《新教育大纲》。杨贤江一向以思维敏捷，文笔流畅，治学严谨，作风踏实著称，而且通晓英、日两种外文，再加上他对教育素有研究，接受任务后，他就日夜赶写，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惊人的毅力，用了半年不到的时间，就写出了20多万字的《新教育大纲》，是这套丛书中最早交稿的。这部著作于1930年2月以李浩吾的笔名，由南强书局出版。《新教育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地提示了教育原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提出了教育的本质和作用、教师和学生的社会关系，指明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和前景。杨贤江在这部书的序言中写道：“这是本通俗的教育书，但决不是陈词滥调的教育书，至少有些未经中国人道过的新说，未经中国人指摘过的事实。你若是已在或有志于在教育阵地上工作的青年，你便可以从这儿得到一些武器；即使你是不一定志愿在教育阵地上工作的青年，你也可以得到不少新见解。”
《新教育大纲》和早先出版的教育专著《教育ABC》一起，奠定了杨贤江作为我国新兴教育理论先驱者的历史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世界教育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世界教育史大系》这部书中，对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代表人物列了蔡元培、陶行知、杨贤江三位，其中特别注明杨贤江是“共产党人”。
杨贤江是被反动派通缉的“共党要犯”，只得蛰居地下，深居简出，他用笔战斗，并以此来维持一家最低限度的生活。大革命失败后的四年中，他还用柳岛生的化名，编写出版了《今日之世界》，用李膺杨、柳岛生、李浩吾等化名，翻译了恩格斯的名著《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日本山下德治的《新兴俄国之教育》和美国荷尔的《青年的心理和教育》等书。同时，还用李谊、姚应夫、李洪康、叶松朴等化名，在《教育杂志》、《东方杂志》和《新思潮》上发表论文，热情地宣传苏联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抨击国民党的所谓党国教育的反动实质。
四年的地下隐蔽工作，杨贤江以写作和翻译为生，然生活仍穷困又不安定。尽管如此，一旦党有什么任务交给他，他就会立即停止为维持生计所进行的写作，尽力去完成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可是生活的折磨和工作劳累，使他本来很健康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损害。1931年7月，他终于积劳成疾，患的是肾结核病。由于他是一个被通缉的人物，又鉴于当时国内的医疗水平，1931年7月，党组织和朋友们帮助他去日本医治。同年8月9日，在日本长崎的一家医院里，杨贤江不幸逝世，年仅36岁。
杨贤江逝世后，党组织派李一氓去日本运回他的骨灰，葬于上海永安公墓，立了一块由经享颐先生手书的“杨贤江之墓”碑。新中国成立后，杨贤江墓迁葬于上海龙华革命烈士公墓。
1958年，浙江省民政厅批文追认杨贤江为革命烈士。1984年在北京成立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以及杨贤江教育基金会。
1985年，早年曾与杨贤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共同战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以及曾与杨贤江同在商务编译所工作过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为《杨贤江纪念集》题签，表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已故战友的深厚的革命情谊。
1994年，浙江省慈溪市政府拨专款修葺“杨贤江故居”，辟为纪念室，现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