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炒 面
说起炒面，如今的年轻人就会毫不含糊地反问：不就是藏族同胞吃的糌粑吗？
将青稞入锅文火炒熟，晾透，在手推小石磨上研磨成粉，青稞炒面就做好了。做炒面简便，拌炒面却得有些功夫。在青花龙碗里盛半碗茯茶水，撮一些曲拉于碗底，放一疙瘩新鲜酥油，再将炒面加进碗里，加得小山一般尖尖的高出碗口。会拌的，左手托着碗底，右手中指三五下就把浮在茶水面上的酥油炒面搅和均匀，接着龙碗在左手里顺时针方向旋转，右手拇指卡着碗边，其余四指逆时针方向在碗内抹拌，不溅一滴茶水，不洒一星炒面渣儿，煞是利落。不会拌的糊糊浆浆地粘了一手一碗，溅洒不少的炒面在身上炕上。倘在农家，老农见许多炒面洒落碗外，禁不住眼里现出痛惜之色；倘在藏家帐房，如此笨拙的手脚，必将惹得藏家妇女用袍袖捂住雪白的牙齿吃吃发笑。
藏族同胞拌炒面的本领，是我成年后领教的。在童年时期，也曾见过乡下的亲戚们吃炒面，却是别有一番情致。
那时候乡下姨夫家招待我们的吃食，有青稞面干粮、煮洋芋，其次就是炒面。记得初次品尝炒面，是个晴好的冬日，一束阳光从窗纸的破洞射进来。恰照在炖茶的沙罐上，沙罐里已经滚沸的茯茶升腾起袅袅的热气。姨娘笑笑地捧来盛炒面的木匣放在炕桌上，一一给大家斟茶。盘腿坐在炕头的姨夫抽去匣盖，右手拇指食指中指探进炒面用劲撮了一撮儿炒面，扬起下巴丢进嘴里，闭嘴咀嚼一阵，咕嘟嘟吞了一口酽茶。我看得口馋手痒，学姨夫的样儿用三根指头在炒面里撮了几下，松散的炒面总难撮出成形的“嘎儿”，勉强撮一点丢进嘴里，哪知丢得不知深浅，干炒面吸进气管里，一声暴咳，把嘴里的炒面尽数喷出，惹得大家笑起来。
出了这样的洋相，虽见别人炒面吃得津津有味，却不敢再实践。偶尔一次，见一农家主人吃炒面不用手撮却用一条木片挑食。凑近了细看，并非简单的木片，而是一个玲珑精巧的微型木锨。主人两根手指捉着木柄，顺着木匣里炒面的茬口，从上往下裁一下，再将裁下的炒面挑起来，丢进嘴里。看那匣里盛装的炒面，压得十分交瓷实，茬口如同一面陡直的崖坎，竟然不坍塌，便稀诧得大呼小叫起来，引得主人讲出这样一件离奇的故事：一农人连着几日心悸眼皮跳，为了预知祸福，进城算了一卦，说三日内有生死之虞，躲过三日无妨。于是回家闭门不出，心想不去外面招惹是非，哪能有飞来横祸？一天两天平安无事。三日午后，闷坐饥饿，便端来盛炒面的木升。瓷瓷实实一升炒面，早饭已吃去了一半，他捉住小木锨顺着茬口刚裁了一下，半升炒面如土崖般坍塌，惊得他一口气接不上，一命呜呼。
故事真假用不着认真。可吃炒面能吃得自如，干炒面丢进嘴里不呛不噎不粘“天花板”（上腭），却需要花点心思去琢磨。会吃了，就品出姨夫家的炒面甜甜的，余味浓厚。请教姨娘，才知道是玉麦（莜麦）加工的炒面，加工方法与青稞炒面雷同，口味却迥异。探头看那半布袋炒熟后没有研磨的玉麦，颗粒如同燕麦，两头尖尖腰里鼓圆，粒粒如碎玉一般光净。难怪早年农人们以干炒面为主食，就着酽茶吃饱了，耕田犁地浇水收割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真不知这细碎的玉麦粒里，吸收了多少日月的精华，天地的灵气。
成年后琢磨，明白炒面吃饱了轻易不饿，是因为炒面没有水分，干干地咽下去，再喝些茶水，其功效不亚于后来的压缩饼干。早些年，人们热衷于学说普通话，一些从乡下来的青年初说普通话，南腔北调听起来十分别扭，有那俏皮的人就把炒面和饼干联系到一起开了这样的玩笑：吃的炒面，放的饼干屁！
自小在城里长大，我家的主食不外乎馍馍面片拉条。腻了，想换口味，母亲也会给我们做点炒面。将面粉放锅里文火炒熟，色焦黄出锅。这种炒面（我家称熟面）宜开水冲服，无论放盐，放糖，滚开水冲成稀糊，热乎乎喝下去充饥解渴，温中和胃。
这几年，间或去饭店酒楼吃那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其味再鲜再美再脆再嫩，也不能让我忘了炒面。好在有一挚友，在果洛当兵数年，带回吃酥油炒面的习惯。每当我觉得口里心里乏味，跑去，挚友就把酥油红糖炒面尽数摆在桌上，煮一壶好茯茶。我心切切地拌上一碗，双手动作，口内生津，拌好了，吃一口炒面，喝一口酽茶，很有点重新咀嚼童年生活的味道。吃完抹下嘴，禁不住要喊两声：好香！也美！
洋 芋
前不久，参加了一个书画展览的开幕式，被主办单位请去吃了一顿。如今的席面上，大鱼大肉不在话下，驼掌甲鱼也不算稀罕。偏偏一盘油炸土豆片，被大家顷刻间吃个精光。服务小姐声明，这薄如蝉翼的土豆片，是厨师手工切成的，其刀工非同平常，来宾皆诺诺称道，接着要求再来一盘。自然，出于生意上的考虑，土豆片没能再来一盘，但由土豆引起的联想，在我心里再一次涌动起来。
马铃薯。洋芋。土豆。在这三种名称里，我认为土豆最亲切。土豆土豆，顾名思义就是土里的豆。由“豆”而想起土地，由土地而想起农民，这主宰着土地又被土地主宰着的浩荡的农民队伍里，有一分子是我的大姐。
解放初期大姐嫁到农村，我家就有了到农村走亲戚的义务。每每随母亲去大姐家，惯常的吃食就是洋芋。大姐先钻进窖里，接住母亲递下去的油灯，拣一簸箕洋芋上来，端到户外村巷的水沟边，一一洗去泥土，端着白白净净的洋芋回来，入锅，添少量水，用草圈压住锅口，盖上锅盖，将石头茶窝压在锅盖上，大火烧煮到锅里水干，洋芋发出吱吱唔晤的“哭声”，弥漫出淡淡的焦糊味儿，退出大火留残火焐半个时辰。大姐将黑色粗瓷盆放在锅台上，揭去锅盖，甩手拍散浓重的热气，抓一个火烫的洋芋放盆里，往手指上吹几口冷气。那煮熟的洋芋皮儿绽开如花瓣，稍一用力，就会捏碎；“好散的洋芋！”我们赞叹着，噗噗地往冒气的洋芋上吹着气，剥去皮，吃一口，蘸一点青盐面儿，再吃一口，直吃得额角出汗。
倘若是秋收时刻，大姐往锅里放洋芋时，同时要混合着放些红萝卜，切成片的甜菜根。煮好出锅，甜菜根的糖汁裹在洋芋上，又是一种滋味。吃那煮熟的红萝卜、甜菜根，也是清爽甜软，可口无比。那时候洋芋有两个品种，叫“深眼窝”的洋芋个头浑圆，表皮有麻点，宜于煮食。叫“洋棒”的洋芋个头较大，中间鼓两头略尖，表皮光净，宜于切片切丝炒食。
洋芋，就这样带着它原始的品质一遍又一遍填满了我的记忆，让我觉得大姐同她的乡亲们在青稞面干粮和极少的白面条不能果腹的前提下，整日整年地吃洋芋，除了洋芋还是洋芋，既当主食又当菜，吃食单一得可怕，也让我渐渐地反感起洋芋来。虽然大姐时常变些花样儿，比如把熟洋芋剥去皮，放碗里用筷子捣碎，拌上油泼蒜泥让我们品食，但我还是认为去农村吃洋芋成了一种负担。
哪知，洋芋会突然匮乏起来。1959年前后，市民粮食供应标准低，市政府从周边公社调些洋芋，定量供应市民以补充主食的不足。市民们得三更半夜去小北门外的洋芋市场排队购买。天寒地冻，排成长蛇阵的市民们蜷缩着身子，噗噗噗地搓手，咚咚咚地跺脚，眼巴巴等到天明，等到市场上班。但往往是头天调来的洋芋少，排队的市民多，供不应求。少部分绝早排在前面的人拥拥挤挤地购得二三十斤洋芋，得胜将军一般飞也似离去。大部分脸上酸酸的空手回去，第二天更早些去排队，甚至当晚就去排队。
集体食堂名存实亡那一阵，洋芋更金贵了。我就读的中学校园四周，全是生产队的经济作物地。秋天起洋芋时刻，社员们蜂拥在一块地里，犁一遍，再翻一遍，将果实尽数收走。社员们撤离，农家的白发老人和幼年娃娃又蜂拥到地里，挨茬儿一锨锨地翻找偶尔遗留在地里的洋芋。三四分地里翻出一颗鸡蛋大的洋芋，眼里的喜悦不亚于拣了一颗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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