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蕾
性别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话题，然而性别与传播研究开展的时间并不算太长。1978年塔奇曼等学者编著的《壁炉与家庭：媒介中的妇女形象》一书首次就妇女形象与媒介呈现问题做了深入研究，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性别传播研究正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1]29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被视为中国性别研究的重要推动力，在这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促进下，中国的性别研究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有了显著发展，性别与传播研究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1995年前后，国内的学术期刊上开始有较为规范的性别传播研究论文陆续发表。[2]
1949年,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著名观点，为摆脱性别的生理决定论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建构论亦认为，所谓的“性别”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性别”，是由社会、历史、文化共同建构的产物，其中承担着传播社会文化功能的媒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性别议题、传播学发展均与社会发展、媒介变迁息息相关，相互交织。近十年来，我国的“性别与传播”研究议题分布及主要内容是什么？与过往相比呈现出怎样的研究特点及议题变迁？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笔者将发表时间限定为2012年10月至2022年9月之间，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四本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代表性期刊，分别以“性别”“女性”“男性”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以及《妇女研究论丛》（性别研究学术期刊中唯一一本CSSCI 来源期刊），以“传播”“媒介”“新闻”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去除不相关文献、会议发言等后（增刊除外），共获得相关文献105 篇(数据检索于2022年10月1日)。5 本期刊发表篇数依次分别为5、12、9、50、29 篇，这5 本期刊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其论文成果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我国性别传播研究的现状。
本文对以上105 篇论文逐一进行文本细读，从中整理、归纳议题，发现近十年来性别传播研究相关议题主要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立足性别与新闻业的关系，将性别作为报道主体或报道对象来展开研究；
二是考察媒介实践、话语文本中的性别如何被建构；
三是关注技术、平台等带来的性别传播新议题，其中高被引论文前10 篇如表1所示。本研究旨在梳理展现我国性别与传播领域近十年来的研究图景，丰富相关研究的知识脉络，探讨性别传播研究与社会、技术变迁的互动关系，发现目前研究中的不足并尝试提出对性别传播未来研究的建议。
表1 近十年5 本CSSCI 代表刊物性别与传播高被引论文（数据截至2022.12.7）
在我国早期关于性别传播的研究议题中，围绕女记者新闻报道经验或媒体报道中的性别形象呈现等相关主题一直占有较大的比例，有学者将性别与传播研究概括为媒介生产、媒介内容和媒介接收三大部分。[3]分析本文涉及的105 篇论文可发现，以作为媒介生产者及媒介报道对象的女性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为29 篇，占比27.6%，其中25 篇发表于2012—2017年间。
（一）被认为是“弱者”“从属者”的女性记者
2022年5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发布的最新一版《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中显示，我国持证记者人数已有194263 人，其中女性占比50.6%，男性占比49.4%。[4]这个曾经被认为由男性主导的行业，已实现了从业人数上的男女平等。但有学者统计了我国新闻业最高奖长江韬奋新闻奖一至十六届的获奖者名单，发现女性获奖者总体占比为20.5%，远低于男性。[5]女性新闻工作者在数量上虽然与男性平分秋色，但女性话语权缺失等现象仍然存在。
新闻业中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通过对数十位调查记者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女记者常常被安排于文化、教育等软性报道领域，在新闻采访工作中顺从于新闻行业男性化主导的价值观。[6]社会、职场、自我所合力建构的刻板印象之下，女性新闻工作者仍被置于“弱者”“从属者”的地位。女性新闻工作者面临的窘况也许是全社会对职业女性印象的一个缩影，但女性新闻工作者作为传播主体，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力，能在一定程度上积极主动地使用话语资源来为自身职业主体性而抗争。2019年在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中国国际电视台刘欣与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翠西·里根两位女性主播的直播对话引起了巨大关注。有学者认为，这场主播对话经由多个场域共同发酵，两位女性从“约辩”走向“对话”，让女性从“不可见”走向“可见”，展示了女性“派生、从属、被决定的境遇”以及历史地位在逐渐改变。[7]女性作为新闻生产者的能动性逐步彰显，但完全打破行业固有的性别偏见仍任重而道远。
（二）女性形象的“标签化”“刻板化”呈现
慧科数据库通过收集2015年4月9日至2020年4月8日期间各个职业的新闻报道中带有男女性别标签和不带有性别标签的相关数据，计算了不同性别标签报道中含负面关键词的报道占比。结果显示，男性标签含负面关键词报道占比为10.27%，与无性别标签含负面关键词报道占比相当；
而女性含负面关键词报道占比则为15.58%，高于前两者。[8]而实际上，女性更容易被强调性别身份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负面报道中。在当下传播环境中，关于性别议题的关注度相对较高，有关于性别的议题往往会被优先设置，如车祸事件报道中强调女司机，婚恋报道中强调大龄“剩女”等。
在近十年有关性别的媒介报道研究中，学者对报刊、电视剧、电影甚至春晚、流行音乐、抗战宣传画中的性别形象进行分析，也有研究关注热点新闻人物或事件中的性别形象，如把女航天员、知名人物家暴事件等的媒体报道作为研究对象。随着媒介技术形态和传播渠道的变迁，研究范围从传统媒体拓展到新兴媒体、社交媒体等媒介上。如有研究分析了30年来飞天奖剧目中的农村女性形象呈现[9]、对女航天员的报道[10]，以及通过梳理当年微信公众号关于性别的热门文章主题及关键词,发现新媒体关于女性形象的呈现特征[11]。学者的研究结论指向较为一致，显示媒体在报道中仍受到固有性别成见的干预，包括在报道的角度、采访的重点及选择性呈现中均强调女性角色，新媒体中的性别呈现虽然更为多元，但依然沿袭了传统的性别秩序。女性多以被标签化、刻板化的形象进入公众视野，这种报道倾向窄化了公众议程中的女性形象，并影响了公众对现实生活中真实女性的认知。
媒体所呈现的性别形象及议程设置，虽然并不直接等同于现实，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看见”当下社会对于性别问题的主流观点和态度。美国媒介研究学者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认为，媒体通过向受众展示有关不同性别形象并且暗示我们，作为男人和女人的个体形象应该如何，塑造着我们对于性别的理解。[12]此类研究可归纳为聚焦于 “性别与新闻业”，学者研究了不同女性群体在不同媒体上的形象构建问题，对两性形象差异的比较研究较为罕见，存在一定的同质化现象，研究结论上缺少创新，近5年来发文呈大幅下降趋势。
性别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论文《做性别》中指出：性别不是“我们是什么”（something we are），而是“我们做什么”（something we do）。社会性别并非既有的和固化的，也并非和生理性别相连，而是不断进行的社会互动之产物。[13]社会性别主要通过一系列重复的、仪式性的实践来完成，在日常且反复出现的活动中通过大量制度性背景下的互动来完成，语言和意义的生产是关键的生成机制。笔者认为，社会性别持续地生成于媒介实践及话语文本之中。通过分析105 篇论文可见，我国学者关于“性别与传播”的研究在关注媒介呈现、制造性别形象的同时，将目光投射到个体或群体通过媒介主动进行性别建构的过程，同时关注在媒介话语、流行话语文本中如何生成和如何建构性别，此类研究为26 篇，占比24.8%。
（一）互联网为性别展演展现提供新空间
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社会人群不一定要被区分为男性和女性。性别规范通过性别展演来实现和维护。在展演理论的视角下，我们所表达的、认知到的“主体”是被社会规范强制书写、引用的结果。[14]过去，受众是媒介建构的对象，去中心化的新媒体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展演得以自由展现，受众不再是被动的建构者，而是积极主动地利用媒介建构自己的性别形象。
短视频所具有的普及化、生活化等特点，为个体形象的“自塑”提供了新空间。有学者对热门短视频中的女性叙事进行观察研究，发现在短视频的“小叙事”中，塑造了更多元、更积极的女性形象。[15]还有学者关注不同年龄女性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性别展演，如中老年女性通过社交媒体“晒”照片找到新的倾诉和交往空间，有助于她们度过身份角色变化的“失落期”；
[16]而饭圈文化中“妈粉”（多指已婚已育或年纪稍长的女性粉丝）这一群体，则将传统的母职转化为网络空间中的数字情感及对偶像的育儿式期待，是当下数字空间粉丝文化中新型的性别操演模式。[17]学者们认为，女性的新媒体实践是一种新的社会参与方式及自我身份表达形式，彰显了网络空间中性别主体性建构的新特质。女性在新媒体的多元表达中展现了更丰富多元的形象，然而这种性别展演背后也存在女性对传统社会规范的遵从，塑造理想形象迎合社会期待的现象。
（二）性别权力的话语生成及符号暴力
在2015年出版的《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一书中，国外学者提出了“当代语言和社会性别研究的观点已经发生激烈转向”的观点，认为话语与性别的相关研究“从调查什么是社会性别以及在话语中各自的表达如何，转而关注社会性别是如何作为情境化的语境和实践社区中的话语结果出现的”。[18]196
近年来，“剩女”“绿茶婊”“凤凰男”“妈宝男”等带有性别特征、特指某些社会群体的词汇成为网络流行语。这些被构建的流行词进入日常生活及公共讨论领域，反映了当下社会心态，成为互联网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及传播学者的研究对象。在“剩女”形象如何被构建的研究中，学者发现，媒介通过制造性别对抗的热点话题实现营销收益与权力主导。[19]媒介选择性地掩盖女性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对女性形象呈现及其社会评价进行强制性、单一性的制造。而“X 媛”“绿茶婊”等网络流行语则反映了社会对部分女性群体污名化的过程，折射出消费文化掩盖下社会性别的秩序权力及话语暴力。权力、经济地位等因素是传统社会男权地位的重要基础，随着女性经济自主权及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性别权力由此重新分配，并体现在消费文化及流行话语之中。“小鲜肉”“凤凰男”“妈宝男”等成为近年来评价男性的网络流行话语，表明女性话语权崛起及社会性别新秩序正在生成。[20]
随着参与和表达空间向网络的转移，性别研究也展现出向互联网媒介实践领域转向的趋势。从这一类研究中可以发现，个体或群体的媒介实践和话语文本生成背后，隐藏着性别权力关系的较量及变化：新媒体使得女性拥有更自由支配的身体和更丰富的表达，这使得更多的女性从“不可见”走向“可见”，两性之间的权力鸿沟正在缩小，但女性身体被物化和被商品化的现象依旧存在，男性霸权主导的传统性别秩序观念在互联网时代仍有一定影响。女性媒介形象的改观和媒介话语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的提升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等多元因素合力促成。
以算法为核心技术的平台正日益渗透进社会各个角落，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数字技术正在“再造”一个全新的传播环境，由此也触发了新鲜的性别议题。尤其是近五年来，性别与传播研究展现出更广阔的视角以及对社会不同群体媒介实践的关注与关怀，平台劳动与性别、健康传播与性别、数字鸿沟与性别等议题进入研究视野，此类研究为24 篇，占比22.8%。
（一）新技术无法完全抹平鸿沟与歧视
新技术拓宽了传播渠道，女性可通过各类社交平台更好地为性别权利发声，然而研究表明，新媒介技术为女性所带来的影响并非如想象中乐观。有学者通过对珠三角地区流动女性使用手机的具体情况调查后发现，就业市场地位和家庭性别角色使得该女性群体手机使用产生差异化，她们通过不同的手机使用策略展现了个体不同程度的能动性，但手机媒介的使用不能抹除她们在城乡之间辗转流动历程带来的痛苦。[21]新技术使用无法帮助女性流动群体跨越社会地位和性别身份，经济、社会等结构性力量仍然是女性生命历程中的支配性力量。
技术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虽表现出赋权女性的潜能，但同时也造成了各种新形式的性别歧视。如有学者通过深度访谈美妆博主及参与式观察她们所制作的美妆视频发现，视频弹幕和评论中均充斥着大量富有攻击性、嫉妒、嘲讽的文本言论，而此类针对美妆博主的歧视话语不少是由女性网络用户生产的。[22]这种“厌女倾向”构成了互联网性别平权世界之外的另一幅景象，一种新的性别歧视话语正在大量生产、传播。
（二）数字劳动重新“制造性别”
数字平台在为妇女提供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如具有强烈男性气质的外卖行业带给女性劳动者全然不同的劳动实践，有学者通过一年多对女性外卖员的田野调查发现，平台化的数字劳动重新“制造”了劳动者性别。在外卖平台的劳动实践中，女性建立以“骑手”而非“性别”为核心的身份定位，她们甚至通过“示弱劳动”挑战既有的男性霸权，最大化地实现了个人劳动效益。[23]与外卖骑手相似，健身教练也一直被视为以男性气质为主的职业。有学者通过对某在线健身平台团课女教练的研究发现，女性团课教练的健身展演塑造了一种新型的审美意识，她们依据平台介入程度适时调节专业形象，弱化性别形象，建构了一个有别于传统“白瘦美”、具有肌肉线条的新型女性身体。[24]女性正成为平台产业下重要的劳动力组成，研究者们关注到女性在参与数字劳动的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于过往的性别展演。这些劳动实践挑战或延续了现有的性别秩序，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劳动者在平台就业实践中展现自我能动性和主体性的可能。
（三）平台社会中性别权力的遮蔽与对立
性别权力关系是性别研究的重要议题。在传统社会中，这种权力被潜藏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下，无法在前台得到呈现，传播技术将这种隐蔽的权力网络凸显出来，形成了一种超越否定性的 “权力技术”，并在传播中流转、变化与加强。[25]
互联网平台将人类的容颜及身体放置于全新的逻辑之下，技术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学者对“智能审美”研究后发现，美颜算法推崇“瘦、白、幼”的审美观，承袭了传统社会中的审美歧视，并制造了智能算法的容貌规训。[26]平台时代性别权力重新分配，传统的男性权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构。有学者通过对斗鱼主播弹幕大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观众同样关注男主播的外貌特征。[27]网络空间中女性被单向凝视的特点发生了变化，男性身体也成为被凝视、受规训的对象。
随着社会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数字平台正在对社会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平台生成的权力关系及其对个体的操控也触发了诸多隐忧。性别权力关系以更隐蔽的技术形式存在，平台背后的流量机制及资本操纵犹如“看不见的手”左右着两性话题甚至制造性别对立。平台时代的性别议题在“人与技术”关系视野下关注性别身份再造、性别歧视固化、技术隐蔽歧视等问题，呈现出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特征。
（一）“媒介化研究” 视角下的性别传播议题变迁
“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提出者卡茨在1959年提出：“大部分的传播研究皆致力于研究媒介对人们做了些什么，而如果将研究的问题换成人们用媒介做了什么，整个传播研究的面貌就会改观。”[28]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众对媒体的依赖程度日益提升，媒介深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塑造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媒介已经开始摆脱传统传播研究中的“中介性角色”，而开始逐渐地影响乃至“控制”社会形态的构型过程。[29]“媒介化研究”的研究范式不再把媒介等同于局部的、传统的媒介文本或传播效果，而是从整体和宏观层面把握媒介和传播变化带来的文化与社会变化，以及传播媒介对社会各领域带来的影响等，重新锚定媒介与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30]
有学者对1995年至2004年16 种新闻传播类期刊中279 篇有关媒介与女性的文章研究类型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经验研究或报道总结的占比超过65%[31]；
还有学者分析了1995年至2014年近300 篇论文后指出，媒介中的性别呈现、女性媒体的经验探讨占性别与传播类研究议题的前两位[32]。而本研究发现，近十年来我国性别传播研究相关议题跳脱了过去仅仅把传播或媒介看作性别的呈现及报道工具的视角，而转变为观察两性个体或群体的媒介实践过程以及媒介对不同人群带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阐释隐含的性别权力关系。媒介化视角下，媒介成为社会发展中的建构性力量，相应地，性别传播研究也走入复杂的多重社会结构以及不断流变中的传播语境中[33]，更为关注不同群体的媒介实践以及媒介对性别关系的影响。笔者认为，从“媒介研究”到“媒介化研究”是近十年来我国性别与传播研究议题变迁的最典型特征。
（二）社会发展及性别观念进步是议题变迁的主要动因
回望近十年我国性别与传播研究的议题变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国家、社会发展携手并行的轨迹。首先，社会发展给性别研究铺开越来越广阔的天地，议题变迁体现出鲜明的媒介变迁脉络。2012—2022年十年间，博客、微博、短视频、平台、直播等技术关键词先后进入研究主题，呈现了与新媒体研究同步的趋势。同时，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与女性市场的拓展加速了女性议题的繁盛，消费主义、粉丝文化中的性别议题涌入学者的视野。[34]其次，性别传播议题变化呈现出我国社会性别观念的变迁。如前文列举一篇2013年对女航天员报道的研究，发现当时媒体对女航天员的报道仍强化其作为传统女性角色的信息。而2022年有研究对比了对女航天员刘洋和王亚平的新闻报道，发现淡化传统女性角色信息比例从37.7%上升到81.3%。[35]这表示我国对职业女性的报道已经突破了传统性别规范的窠臼，反映出性别角色观念的嬗变。
根据全国妇联2021年底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促进男女平等与妇女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进一步优化，女性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近七成女性处于在业状态，女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半边天”力量进一步彰显，认为“目前我国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差不多” 的比例比2010年提高了15%。[36]归根结底，国家政治、经济、教育环境的发展是性别观念变迁的根本原因，也是性别研究议题变化的社会动因。
（一）性别研究应回归中国本土语境
与我国飞速发展的传播技术、实践相比，传播学理论研究在我国一直处于相对滞后于实践的状态，而性别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兼具理论和实践性的领域，同样主要受到女性主义、性别建构论、性别互动论等西方理论及研究取向的影响。当前我国性别与传播领域丰富多样的研究议题已经溢出了西方理论的解释范围，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革新，需要我国研究者直面新事实、新现象，形成新的概念体系，回归中国语境开展理论研究。正如***总书记在2022年4月25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37]
（二）性别研究应实现男女平等
伴随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逐步提高，社会中的性别权力结构发生了极大改变，我国在推进性别平等的探索中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在实践领域及研究领域仍然存在过分重视性别差异乃至性别二元对立的现象。本文选取的性别与传播论文样本中，超过90%的篇目以女性为研究对象，研究者对于性别的关照更多局限在女性的范围内，一些研究先入为主地将女性置于弱者地位，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一视同仁”。“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在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三次被写入党代会报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男女平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性别与传播研究应跳出性别二元框架，将研究视角扩展到对男性群体的关注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三）性别议题应关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在消费浪潮及数字技术裹挟下，当前的性别研究更多关注具有较高话题度的职业化、精英化群体，对老年人、女童、残障群体等鲜有涉及。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女性和男性的解放都是人类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解放的真义是在尊重两性生理差异的基础上，携手共谋解放与发展，最终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38]以牺牲女性群体的发展为代价，或过分强调某一群体而忽视边缘群体，都是忽略了“整体的人”的发展。因此，女性解放与性别平等、发展是一个历史、社会、实践命题，不是个别女性或男人的私人议题。性别研究关乎整个人类社会的公共议题，追求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应作为性别研究的终极关怀。性别与传播研究未来应更多关注不同性别、不同群体的媒介化实践，与年龄、教育背景、阶层、流动状态、残障状态等因素叠加，形成更丰富、更多元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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