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玲 赵光辉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2.贵州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的产业，是实现民生福祉的重要服务性行业[1]。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再次强调建设交通强国。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交通运输系统将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全力以赴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众多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党的交通运输理论与实践探索进行了研究，在横向方面，聚焦于交通运输的不同门类和样态，包括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构建[2]、智慧交通、绿色交通、新型交通业态[3]等层面的发展现状及其对经济社会的作用发挥，并探讨当前我国交通强国的发展之道[4]；
在纵向层面，众多学者通过对马克思交通思想、***关于交通运输的重要论述、毛泽东的交通思想、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交通思想等进行深度解析和梳理[5]，分析建党以来交通运输变化发展的历史与实践逻辑，研究探讨交通运输发展规律与政策动因[6]。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发展为了人民，一切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也为人民共享[7]。以系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视角研究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百年交通运输事业有助于整合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碎片化的交通理论与实践，阐释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通过交通治理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与使命，从而更加科学地总结所取得的基本经验和研判新时代人民交通发展的基本策略。在政治层面，党依靠群众发展交通、建立专门的交通运输管理机构、视交通线为抗战的生命线，通过发动群众兴办交通实业，以军民共建共享的方式发展交通，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支持作用，并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将交通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恢复了国家主权，实现了人民交通为人民；
在经济层面，建国时期依靠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办事的优势，有重点地开展边疆交通援建，促进民族大团结。通过城乡交通综合治理，人民交通获得整体性恢复和重点性支撑。改革开放后，通过市场化的放开搞活，并引入科技创新的力量，无论是交通基础设施还是综合交通运输能力在服务国民经济发展层面得到显著提升，有效回应了城乡居民的交通服务需求。交通新领域新业态的加快涌现，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的融合深度广度进一步延伸拓展，大大增强了人民的满意度。在社会治理效能层面，“以人民为中心”“交通强国”思想的提出和践行，使交通运输服务质量得到全面提升，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的生活；
交通治理进一步走向现代化，有效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美好出行的需要。
在旧中国，中华民族的交通实际被列强、权贵所掌控，是列强之交通、权贵之交通，而非中华之交通、人民之交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交通运输事业的重心在于收回交通主权，建立属于中国人民的交通运输体系。在革命战争的洪流中，中国共产党把交通线视为生命线，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提到事关革命成败的高度认识，并在中央苏区时期、陕甘宁时期对诸多革命根据地开展有益的探索，逐渐形成了因地制宜、军民兼顾、综合利用等交通运输建设经验。
(一)发动群众，以获得民族独立、人民交通自主权为目的交通实业救国之路
囿于历史和战争原因，党在该时期的交通实践主要为巩固红色政权，为民族独立提供物资运输、军队部署等方面的支持。在中央苏区时期，党的交通运输建设主要起到沟通前后方、国统区、各个分散的根据地及其内部各地之间的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毛泽东曾指出：“组织联络前线与后方的军事运输，是对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8]党通过设立运输管理局对水路运输工具和货物运输实行全面管理，统一规划苏区交通路线，修整道路、桥梁、渡口，明确党和政府对货物运输的高度集中管理[9]。通过颁布《运输管理总局暂行简章》，明确运输管理局的“保证革命战争时期国家运输的需要，管理国家的货物运输”等战时统制权责，同时通过以赤卫军和护卫兵为武装力量，以兵站、转运站、船舶检查站等交通机构发挥运输枢纽的作用，串联起苏区的交通运输网络。不仅为红色政权的巩固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更为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军事、社会建设起到交通的基础性支持。党不仅注重交通对于军事的重要作用，而且十分注重交通对于发展经济民生、巩固政权的设施保障作用。为发挥交通对经济发展、政权建设、军事防御的基础作用，1931年12月，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修筑道路桥梁的第一号命令》，规定了修筑道路桥梁八项原则，并提出竞赛办法，促进苏区交通运输建设。据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报告，至1932年11月，兴国修整道路48段计520里，桥梁98座；
宁都修好桥梁80余座；
永丰修好桥梁43座，道路尚在修筑之中；
万泰修好50%的道路；
安远修好十分之一的桥梁(1)数据来源：1932年11月21日《红色中华》报刊中的《江西省苏报告》。，极大程度促进了红色政权的稳固以及促进根据地的经济、政治、社会交流。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党沿用苏区时期交通运输领域管理的基本架构，延续了以交通运输局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在三边、陇东、关中等地增设交通运输管理分局。对交通运输实施分区管理[10]，同时党在该阶段对交通运输的规划建设具有很强的应急性特点，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维护政权稳定，满足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对交通的需求，大力加强各种道路的建设。随着陕甘宁政府成立，党开始将道路修建与管理作为边区政府推动的一项重点工作，充分采取军民共建，军民共享的模式修整道路，仅1941年共动员民工102360人，修建公路396公里，大车路880公里(2)数据来源：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二)采取军民共建共享交通发展方式，彰显早期交通的人民性
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交通运输治理人民性的特性，采取军民共建，军民共享的方式推动交通建设发展。不仅为根据地的交通运输建设提供了资金与劳动力的支持，更为红色政权的稳固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1933年7月，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修理河道及沿河两岸的道路的问题》(第四号训令)，成立了中央苏区河流修理委员会，广泛动员群众修理河道及纤道。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布第十八号训令，公布《中央政府修路计划》，为发展经济流通商业，便利群众往来，党动员群众修筑以瑞金为中心的22条干路及各县区乡支路，虽因战争原因，仅在江西和福建等地部分实施，但却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苏区的交通状况，加深了党的群众基础。而在陕甘宁边区建设时期，党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在交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如1940年在修筑延安至沟槽渠的大车道时，动员民工4200人；
定庆路西华池支线也由民工修建完成；
1941年共动员民工102360人；
1942年道路修建中，计划动员民工179500人(3)数据来源：中国公路交通史编著委员会：《中国公路运输史》(第二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6年版。。边区政府在保证人民正常生产生活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同时，党在陕甘宁边区的交通实践也为边区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利益，促进边区人民生产生活的便捷，也为边区食盐运输提供了交通支持，促进了边区经济发展。党还通过设置奖惩机制鼓励民众参与交通运输业建设，通过《陕甘宁边区运输合作社奖惩办法》，促使民众参与食盐等重要物资运输，通过《发展私人交通运输企业投资暂行办法》，鼓励私人投资交通运输，以推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大量运输法规的颁布实施，特别是由于奖励办法得力，制度完善，而使人民群众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12]。“使农村大批的闲散牲畜转向运输，交通队伍壮大了，运输力量发展了；
农副业运输转向专业运输，专业运输队伍扩大了；
这些变化有利于合理使用运输力量，提高了运输效益，更好地推进了食盐运输和其他物资的运输”[13]。这些做法推动了边区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迅速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交通网络。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安全提供了根本保障。伴随着人民物质文化需求与生产力矛盾的发展以及国家发展建设规划的推进，为人民谋幸福的理念在交通建设领域得以不断贯彻。城市交通恢复以及有重点地支持边疆建设，使得基础交通运输环境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改善，交通运输的迅速恢复不仅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也为新生政权的稳定和发展构筑了交通基础。
(一)构建民族团结的支撑力，有重点地开展边疆交通建设
建国初期，民族聚集地区呈现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困局，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公共财政的匮乏，限制了当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以及民族团结的进程，同时也影响着新生政权的稳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注重交通建设在民族团结以及边疆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指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首先是解决交通运输和修理铁路、公路、河道的问题。应充分发挥交通对于巩固国防、发展经济、建设边疆、造福人民等先行引导作用”[14]。通过有重点地支持国防与经济交通网建设，重点围绕边疆开发开展周围交通运输设施的部署，促进资源、资金流入重点地区，为巩固人民政权、发展当地经济以及国防巩固起到了关键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打通国内多条重要交通线。为填补西南地区、西北地区铁路的空白，1949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做出了“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将修建成渝铁路提上日程。1950年5月，中央下达16号文件，对兰新铁路建设作了具体部署，目的是发展西北，并与**联通，贯穿内蒙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高度重视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与工业发展，将西南“三线”大会战当作西南后方建设的重点。1964年，铁道部发布《关于加速修建西南铁路动员全路支援勘测设计和施工力量及有关问题的指示》，要求全国铁路各单位全力支援，通过抽调工程技术干部和工人赶往工地以会同铁道兵部队完成修建。1965年，又通过颁布《关于严格控制铁路建设的决定》，规定除三线建设外，其他基建项目一律不得增加，极大程度上为西南地区交通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西南“三线”建设为当地建设和民族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成昆、川黔、贵昆铁路的修建为当地资源开发提供了交通支持，对发展云南、贵州两省的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贵昆铁路成为贯通滇、黔两省的主要铁路干线，同时又与湘黔、浙赣、沪杭三线共同组成中国南部的东西交通大动脉，结束了云南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的历史，也让偏远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与祖国各地紧密相连。
(二)满足群众基本出行需求，聚焦新中国城乡交通的综合治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城乡交通一直给予关注与政策扶持，城乡交通建设是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出行需求的社会公益性事业，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城乡建设重要的基础设施和重大的民生工作。因为战争的破坏，导致我国城乡公路呈现标准低，路况差，分布不均匀等特点。城乡运输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开展[14]。交通体系遭受严重破坏，导致人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为改善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发展、工业建设的需要，党十分重视城乡、县乡交通的发展与建设。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加强地方交通工作的指示》以及1955年交通部提出《关于地方交通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地方交通建设，要引导地方财力、人力投入道路养护，加强地方人民生产生活所急需的简易桥梁、渡口等交通建设，由此使得国家范围内形成了较大规模县乡道路建设。据统计，1955年至1957年，全国新建公路约10万公里，使全国不通公路的县从1955年的336个缩减为1957年的151个(4)数据来源：中共民航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织 昂首阔步迈上新时代民航强国之路》，载《中国民航报》2018年12月14日第1版。，初步改善了县乡地区的交通状况，极大程度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方便了农村人民的生活出行。衣食住行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城市公共交通解决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出行需求。一方面，党重视城市公共设施的修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经济建设和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公共交通事业特别是城市轨道交通得到极大发展。1953年9月，《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第一次明确提出“为了提供城市居民以最便利、最经济的交通工具，特别是为了适应国防的需要，必须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该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新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开始[15]。截止1957年底，长春、哈尔滨、沈阳的有轨电车数量占公共交通车辆总数的50%。当地政府在发展公共交通的同时，还兴建车辆保养、修配等重要设施，为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维修等提供便利[16]；
另一方面，党通过大量政策法规的出台，改善城市交通运输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交通道路逐步改善，但存在各种交通工具并存的现象，致使城市交通治理难度较大。为了对城市交通进行综合治理，为人民出行提供便利，党和政府先后颁布了《汽车管理暂行办法》《汽车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城市陆上交通管理暂行规则》《城市交通规则》等多项政策法规，为人民群众便利出行以及城市交通的综合治理奠定了规范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转折之所以伟大，在于党将此阶段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于交通运输行业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与要求，而交通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匹配已然成为阻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因素。在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我国交通运输的发展方式、发展理念、管理制度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交通建设治理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恢复和快速追赶。交通运输发展也逐渐重视回应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
(一)守住安全红线，进一步落实交通行业治理标准化、法治化
安全便民的交通发展方向，不仅是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期待的集中体现，更是践行以人民为本的交通发展思想的应有之义。如何贯彻以人为本的宗旨是交通建设发展所需明确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不断在交通治理中践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首先，为规范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行为以促进安全基础建设持续改进提供了制度支持，我国陆续形成一系列确保交通安全的国家行业标准，先后颁布《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铁路主要技术政策》《铁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程》《城市轨道交通消防安全管理》《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预评价细则》《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技术标准与行业规范。这一系列行业标准的出台，保障了交通设施建设的规范与安全，也为交通运输的安全性提供了标准支撑。其次，通过机构设立以及预防工作的推进初步构建起交通运输的安全应急机制。以城市轨道为例，国家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的系统特点、危害因素以及突发事件的特点，通过划分突发事件类型、等级等方式，设置预警体系、防御体系、预案体系及组织体系等安全应急机制，同时通过确保防火、防灾工作的落实，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具备对各类因素和突发事件进行预警、防御、处置的能力[17]。最后，我国开始进行依法治理交通的初步尝试：通过构建法律体系，利用法治手段保障交通运输的正常运行，维护人民的日常交通出行秩序。国家先后陆续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多部法律，初步搭建起交通法律制度平台，为交通运输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法律依据，初步稳定了交通建设发展环境。
(二)交通运输服务供给结构不断优化，有效改进了传统出行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交通需求与不充分不平衡的交通服务供给的矛盾日益凸显。当前，我国交通运输基本实现了从“自立交通”到“自足交通”的重要转型[18]。交通行业的发展，特别是新型交通技术、工具的优化增加了交通供给结构，并改变了传统出行结构方式。首先，民营航空政企分立的发展极大程度上推进民营航空的发展，1980年，邓小平提出：“民航一定要企业化”。[19]随后通过《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民航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开办民用航空运输企业审批权限的暂行规定》《关于民航系统管理体制改革的报告》《国务院关于印发民航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推动民航行业军政分管、政企分开的进程。民航管理体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国内企业和公民投资的资金流入民营航空，由此推动政府投资、银行贷款和企业自筹等市场化建设模式。截至2011年底，我国共有颁证运输机场180个，比1978年增加了102个。仅2011年全行业完成旅客运输量29317万人次，比上年增加2548万人次，增长9.5%(5)数据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中国交通运输发展改革之路》以及中国民用航空局：《2011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其次，为优化铁路运输质量，提高铁路服务供给层次，1994年，铁路主管部门提出“大力提高列车重量，积极增加行车密度，努力提高行车速度”的技术政策，1995年，铁路主管部门成立了提速领导小组，致力于实施中国铁路提速战略。截至2007年，中国铁路完成了六次大提速，部分有条件区段列车运行速度可达250公里，时速200公里提速线路延展里程一次达到6003公里，标志中国铁路即有线提速跻身世界先进铁路行列(6)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中国六次铁路大提速http：//www.gov.cn/govweb/fw**/ly/2007-04/13/content_581277.htm。。除此之外，中国高铁实现从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的高起点起步。2004年，中国首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颁布，不仅对高铁网络进行了“四纵四横”的规划，同时也标志着我国进入建设高铁的时代。经过高速铁路事业的不断发展，截至2011年，“和谐号”动车组累计投用652组、6792辆，比上年增加205组、2384辆(7)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2011年铁道统计公报》。。最后，交通供给结构优化还体现在综合交通领域的发展。党和政府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公路、铁路、港口、航道、机场、管道系统的建设，建立健全畅通、安全、便捷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并首次提出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改造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益[20]。
******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8)数据来源：国家铁路局：《2020年铁道统计公报》。。让人民群众共享交通发展成果已成为新时代交通发展的重心。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一方面要把“蛋糕”做好，通过交通强国建设，明确交通运输发展向高质量转型的基本要求，着力解决交通运输行业“大而不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把“蛋糕”分好，通过“四好农村路”“智慧交通”等建设，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创造便利条件，着力解决交通运输行业“人民获得感不强”的问题。
(一)普惠共享，建设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程
******高度重视民生保障工作，交通运输行业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存权利与发展的基本需求。新时代随着交通运输行业体量的增加，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基本出行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但随着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不仅只满足基本的出行，更注重对于交通运输过程中的获得感与满足感，对交通运输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之间交通运输水平的不平衡，党和国家将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行业行为向政府行为转变，着力推进交通运输不同层面、不同层次的供给，在保障基本出行权的基础上，实现不同群体高品质运输服务的享有权，实现人民群众的个性化需求：一是建设道路运输为基础，高铁民航为主要方向的出行服务体系，持续推进客运结构优化，通过加快高铁、民航产业以及服务体系的发展，实现人民出行的多元化。一方面，高铁民航等交通方式发展迅速，截至2020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4.63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到3.8万公里(9)数据来源：中国民用航空局：《2020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定期航班航线5581条，国内航线4686条，其中，港澳台航线94条，国际航线895条(10)轨道交通“四网融合”是指通过推动干线铁路网、城际铁路网、市域(郊)铁路网、城市轨道交通网“四网融合”，打造轨道上的城市群都市圈。。另一方面，交通运输个性化的服务品质不断提升，交通运输行业提质明显，通过移动支付、网上订餐、刷脸核验等便民服务的推广，实现“互联网+”交通运输的个性化订制，通过提高交通运输的人性化、精细化服务水平，促进人文包容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二是优化城乡道路交通体系和公共交通网络，通过对于轨道交通、快速交通、静态交通等建设，推动市内市外交通有效衔接和轨道交通“四网融合”，提高都市圈基础设施的连接性、贯通性，提高1小时通勤圈协同发展水平，使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的便利程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交通扶贫，扎稳乡村振兴的交通新支点
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高度重视交通对于扶贫与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多次作出指示要求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四好农村路”是******亲自总结提出、领导和推动的重要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近年来，“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贫困地区要脱贫致富，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很重要[21]。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改一条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大门[22]。“要想富，先修路”不过时。在顶层设计上，要采取更加倾斜的政策，加大对老区发展的支持，要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加快道路和交通设施建设，加快水利、能源、通信、市场等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交通落后状况，改善生产生活条件[23]。******进一步强调，开对了“药方子”，才能拔掉“穷根子”。对贫困人口中有劳动能力、有耕地或其他资源，但缺资金、缺产业、缺技能的，要把脱贫攻坚重点放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上，着重加强农田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培训、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建设，特别是要解决好入村入户等“最后一公里”问题[24]。经过乡村交通建设和发展，我国的乡村交通在改善和保障民生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与成就。一方面，乡村公路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农村公路通达深度不断提高，截至2018年，全国约有99.64%的乡镇和99.47%的建制村通沥青路、水泥路，农村公路建设不断向贫困地区和偏远地区延伸和覆盖。另一方面，通过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推动乡村交通建设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十三五”交通扶贫规划》《全国农村公路建设规划》《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等专项规划及政策法规的出台，不仅为城乡交通协调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而且为充分发挥交通的扶贫效应提供了坚定的政策引导和交通支持。
(三)绿色安全，增强交通治理韧性助力人民美好出行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广绿色交通发展理念[25]。***总书记在《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一文中也强调：“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作用，是全方位变革，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目的是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绿色交通不仅是国家新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更是满足交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经之路。资源的开发利用既要支持当代人生产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交通绿色发展不仅是对交通运输领域能源储备与资源需求矛盾的理性选择，也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遵循。党通过体系构建和交通倡导两方面来实现交通运输绿色发展：在体系建设方面，党着力于加强打造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运输部先后印发《加快推进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发展指导意见》《关于深入推进绿色交通发展的意见》，提出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并将绿色交通建设细化为交通运输结构优化、组织创新、绿色出行、资源集约、装备升级、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等七大工程。在交通倡导方面，党大力倡导绿色出行，2020年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绿色出行创建行动方案》，明确通过开展绿色出行创建行动，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力争在2022年80%以上的创建城市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0%以上。通过发布《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明确大力发展低碳、高效、大容量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在推进绿色交通发展的同时，也极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出行便捷的需求。“十三五”期间，城轨交通累计完成客运量969.4亿人次，年平均客运量194亿人次，比“十二五”期间年平均客运量106亿人次增长83%(11)数据来源：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城市轨道交通2020年度统计和分析报告》。。交通运输行业是自然资源占用、能源消耗的主要产业，发展绿色交通是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绿色交通不仅满足了快速、安全、舒适的发展要求，其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的综合优势，对我国打赢蓝天保卫战、污染防治攻坚战也提供了交通保障，并对人类可持续利用交通资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于交通运输理论与实践的艰苦探索，不仅为革命胜利、经济崛起、治理效能提供了有力的交通支持，同时也为当今系统性构建推进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党的百年交通运输发展紧紧围绕着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展开。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交通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是中国交通发展的初衷和使命。党始终以“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政治立场作为决定交通运输治理逻辑的重要因素。
(一)坚持人民至上，建设人民交通，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交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根本遵循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强调“坚持人民至上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党的百年交通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最重要的便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交通运输的发展始终植根于人民，造福于人民，回顾党的交通理论与实践探索历史，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穿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交通发展思想。一方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交通运输治理的百年历史，就是创造性地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百年，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百年。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党实现交通运输治理的重要理论源泉和精神武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相结合”的重要论断。“两个相结合”的重要论断不仅是******在新时代推进交通治理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论断，也是科学认识百年交通治理实践的历史逻辑，对准确把握新时代交通运输治理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都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是坚定不移地加强党对交通运输事业的领导地位，为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政治保证。建设交通强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党领导百年交通运输的思想与实践探索历程表明，正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才将一个交通弱国建设成为交通强国的伟大征程，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才能为建设新时代的交通强国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二)坚持人民至上，打造共享交通，必须坚持以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实现人民共享为价值目标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共享也应为人民所共享。人民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交通运输的本质属性是满足人的基本生产生活的需要。人民共享的价值目标要求我们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可靠、便捷畅通、经济高效和绿色低碳的高质量交通产品和运输服务，以此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人民共享应建立在一定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百年交通治理使得国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程度的解放与提升，我国交通发展从以“人民建设交通”开始向“人民共享交通”转变。坚持人民共享的价值目标，一方面，交通运输行业作为基础设施行业的组成部分，构建共享交通需要推动交通运输服务的均等化与普惠化。在新一轮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对城乡交通建设的调整和优化布局也将直接影响城乡之间的良性协同发展[26]。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城乡交通均衡化与普惠化。当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小、质量低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短板。我国交通运输如要高质量发展，必须增强城乡交通发展的整体性与协调性[27]。区域之间协调发展需要推动城乡交通一体化以发挥交通运输行业的支持引领作用，推动交通运输建设成果由人民所共享。另一方面，要构建以人民是否满意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发展方向，推动交通运输服务多样化，出行交通服务的个性化、多样化、人性化发展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定制化、品质化需求。把握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契机，通过市场机制和交通技术来促使交通资源精准配置。此外，还须培养服务品质生活的货运物流业态，加强“交产融合”程度，加快交通运输物流的一体化、专业化、智能化发展，加快“全球123快货物流圈”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的需求。
(三)坚持人民至上，建设交通强国，必须以“先行官”的新时代责任担当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以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一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交通运输的先行官作用以促进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交通是经济社会的先行官，经济要发展，交通要先行。坚持适度超前于实践的交通发展理念是党领导交通治理实践总结的另一重要经验[28]。因交通设施建设具有周期较长的特性，对于交通的规划与发展应适度超前于实践，才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此外，适度超前发展也是交通运输业性质的充分体现。交通运输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服务性行业，其先导性属性表明它能够促进和带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促进和导向作用，其上下游产业涉及很多，理应支撑交通运输业适度超前发展。适度超前发展不仅顺应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新期待，同时也是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保障支撑的需要。“十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发展实现从量到质的发展转变，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成为党的任务。经济建设的发展离不开交通行业的支撑作用，当前经过大规模建设，我国基础设施网络日趋完善，已形成规模庞大的交通运输网络。“补短板”和“提功能”将成为新的发展方向。一方面，要加快完善交通枢纽布局。以“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战略为引领，结合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层级、功能以及空间布局，强化中心城市的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强化资源要素的聚集，以实现国家重大战略的有效推进。另一方面，要加快补齐革命老区、资源枯竭地区、生态退化地区、民族地区以及边境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的交通设施建设，精准补齐交通运输短板。根据资源枯竭、生态退化等各地主要矛盾，采取针对性的交通规划建设措施。同时，超前布局谋划新一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智慧公路及城市智能交通设施的规划建设，为推动智慧化城市建设提供交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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