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亮 陈芝宇
党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命所系，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道路的选择。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郑重提出：“党确立***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以下简称“两个确立”），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1]党的二十大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进一步强调，“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作为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尤其是系统总结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得出的结论，“两个确立”是基于新的国内外环境和实践基础所作出的必然选择，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百年辉煌、成就千秋伟业的成功密码，是党政治成熟定型、历史充分自信、组织强大有力和实践与时俱进的集中体现。以“两个百年”交汇、“两个大局”交织等重大时间节点为坐标深入考察“两个确立”命题，有助于准确理解和深刻领悟这一核心论断深入人心、引领航向的战略全局意义，确保在党和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保持思想统一、步履一致。
是否具有坚强的领导力量和科学的理论指导，事关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使命任务的顺利推进。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综合考量所得出来的必然结论。
（一）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民族繁荣的政治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工人阶级运动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过程中，深刻阐明了权威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主张权威是资本主义社会“各个孤立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2]下的必然产物，“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3]。无产阶级也正是在反对有产阶级的联合行动中以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将自己组织、武装成一个先进政党，从而同一切旧政党相对立、区别开来。同时，权威只有在“以服从为前提”[4]的条件之下才能发挥出磅礴合力，进而在统一的思想号召下采取整齐划一的纲领目标和行动策略，从本质上对权威存在的合理性与功能性作出了明确的论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完成彪炳千秋、意义深远的“三件大事”，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元、自然环境复杂多样的后发型大国，若脱离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组织核心，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将愈发微弱和难以为继，更妄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一个具有黏合性、互融性的庞大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形成和发展，而直到中国共产党确立一元化领导的历史时刻，才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真正从遥不可及的梦想变成近在咫尺的美好现实。即便如此，如何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依旧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优先事项。对此，***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5]。这股力量实质上就是依靠“统一和指导性的意志”[6]带领全体人民坚定不移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进。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能否确立正确的领导方式是关乎民族复兴伟业成败、民族未来何去何从的原则性问题。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理论的坚持、丰富和发展，对这一规律性认识保持清醒的认知，能为延续民族血脉、实现民族昌盛奠定根本基石。
（二）领袖力量的卓然发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条件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对这一问题持有坚定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在世界政党学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马克思立足于法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深刻剖析了法国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政治条件和实践条件，他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沿用爱尔维修的观点主张，明确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7]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8]倘若没有这一项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即便有再先进的革命理论和斗争策略，任何阶级也“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9]，也无法扭转无产阶级饱受压迫的局面，这充分佐证了维护领袖的权威和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这一政治原则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当中的关键作用。
人民群众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而领袖人物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个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10]。无产阶级领袖从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利益，而始终根植于人民，以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根本价值尺度。历史的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但如果仅仅把我们党取得的历史辉煌记在“历史惯性”的“功劳簿”上，而忽视了政党领袖作为无产阶级指路明灯带领全党继续革命的全局性意义，就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特殊贡献。党中央领导权威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每一代领袖人物的地位确立必将带动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性转折与变革。新时代以来，******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竟事业，在大战大考中步履不停，展现出作为党的核心、人民领袖的顽强意志、人民情怀和信念担当，深刻诠释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和政治品格，围绕国内外格局的深刻调整变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论断。******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的郑重确立，是我们党站稳人民立场、扎根中国现实、立足复兴使命所立下的政治宣言，深刻昭示出时代的召唤、人民的期待和历史的必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中国国情的生动反映和重大发展，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起到了引领作用，谱写了精彩篇章。
（三）科学的指导思想是提升综合国力的政治武器
唯有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是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显著优势。马克思、恩格斯一贯主张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教育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提出：“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11]，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提出自己的奋斗纲领，从而树立“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2]。同样经历革命洗礼的列宁主张只有坚持科学的“阶级斗争的理论线索”，才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13]，深刻论证了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中的地位、阶级斗争的目的和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任务。在总结和分析革命经验、基本国情和实现条件时，列宁尤其强调各级骨干分子理论素养与卓越才智的良性互动，认为“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14]，指出无产阶级只有以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才能成长为在革命序列中具有先进性、战斗力、组织力的主导力量。
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创新理论为科学指引是推动国力提升的必然抉择，这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条极端重要的经验。理论创新是实践的先导，如果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社会主义实践将会陷入被动和盲动，中国就只能在西方列强只手遮天、呼风唤雨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任人宰割、停滞不前。中国共产党人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的“衣钵”，植根于本国历史和现实实际，肩负起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国家昌盛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伟大的时代必然催生出伟大的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变革，尤其是各国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交锋较量的大环境出发孕育形成的，是充分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文底蕴和思想精髓的生动典范，是我们回应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强大理论武器。正是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引领全国人民凝聚共识、团结奋斗的精神指引，我们才得以找到实现自身现代化的通衢大道，重塑和改写了世界现代化的版图并占据一席之地。
“两个确立”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在比较中西政党发展史的基础上得出的经验总结，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继承和最新发展，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深厚的历史自信和实践自觉。
（一）历史视域：“两个确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辛历程中之所以能够化危为机，绝处逢生，究其根本就在于确立和维护领袖核心地位和科学指导思想屹立不倒。毛泽东作为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中确立的。在此之前，从陈独秀到王明，既没有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也没有一个团结集中、众人服膺的领导核心。从1935年到1945年，人民群众围绕在更为团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周围，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的黄粱美梦，越过了民主革命濒临失败的危险境地，推动毛泽东思想日趋成熟和完备。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历史性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奠定了毛泽东作为全党核心的共识基础。直到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使全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式确立。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5]。可以说，不论是在抵御帝国主义和军阀资本主义重兵围剿的峥嵘岁月，还是在恢复社会生产、重塑社会秩序的建设时期，我们党始终以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人民出色地完成了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聚焦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新课题，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重重压力，取得了由照搬、借鉴他国经验到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定性成就；
以经济体制改革带动其他领域改革的创造性成就；
由以计划经济为主体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变革性成就；
从相对落后的国家跃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性成就，这些成就和经验雄辩地佐证了领导核心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关键意义。新时代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洞察社会现实，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趋势，汇集多方智慧，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深沉的现实关切，植根于新时代党和国家所依托的经济基础、政治安排、文化沃土和社会条件等客观基础，为中国这样一个复杂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复兴议题，出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党治国治军战略策略的组合方案，将党和国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历史是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历史，也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历史。脱离历史实际、时代实际和现实实际，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扬光大。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党的领导核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与我们党各阶段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并存，体现出相互证成、互为前提的思想智慧。“两个确立”论断首次将党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一并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行动上的稳健和成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更加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二）国际视域：“两个确立”源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深刻认识
历史证明，拥护领导核心和坚持科学理论指引一以贯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违背这一客观历史规律的社会主义运动往往以失败告终。作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第一次历史尝试，1971年巴黎公社革命之所以未能打破资本主义的枷锁，归根结底在于这支激进力量尚不具备足够充分的革命条件。在看似坚硬的组织外壳下，缺乏一个权威的领导核心来弥合公社领导层内部派系的分化对立，甚至“中央委员会为了让位给公社而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16]。醉心于雅各宾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旧传统的公社领袖没有达到“自己是与其他一切阶级相对立的力量”的阶级觉悟，尤其沉浸在头脑中虚幻的联合及对敌对势力采取纵容态度，没有制定和采取向凡尔赛进攻、夺取法兰西银行，进而彻底消灭敌人的行动策略。相反，少数诸如巴黎支部领导人瓦尔兰这样的左派运动领袖对革命行动却影响甚微。对此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革命的胜利不仅要靠生产力高度发展作为前提条件，而且成熟的无产阶级组织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对于法国而言，既不具备发达生产力条件，又不采取严格的政治组织和科学成熟的指导思想，“大多数工人甚至还不完全清楚自己的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既没有无产阶级的严格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广泛的工会和合作社……”[17]，进而造成个人集权化和极端民主化的“两大误区”，从根本上削弱民主合法性进而窒息组织活力[18]。
即便身处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俄国依然能在几十年时间内率先成长为足以同西方抗衡的超级大国，以列宁为领导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功不可没。建党初期，他在《走一步，退两步》一书中揭露孟什维克在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问题，指出无产阶级之所以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正是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从而“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19]。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弥合人民群众、地方政府机关对中央机关的不信任，保障地方机关把中央决策贯彻到底，使党和政府的工作顺利进行，列宁将“中央委员会统一和指导党的全部实践活动”等规定列入党章，并对挑衅党中央权威、违背党内组织纪律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予以开除党籍的严肃处理。正是列宁以铁的纪律反复告诫、严厉惩治党内破坏党中央权威的分子，才最终维护了“战时命令制”“新经济政策”等革命、建设制度成果。然而，由于苏共主要领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使得**舆论一步步瓦解和击溃了党的意识形态大厦并掏空了社会主义价值根基，加速了苏联解体的步伐。
中国共产党敢于破除“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固有思维，珍视民族传统，立足自身国情，不遗余力地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强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从根本上同蜕化变质的苏共划清了界限，促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
（三）比较视域：“两个确立”是在比较中西政党发展史基础上得出的科学论断
中西政党领袖选拔和政策抉择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与不同国家所采取的政党制度有着密切关系。政党制度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共同遵守的活动原则和行为规范”[20]。近年来，许多国家困在无休止的政党纷争、政权更替和政局不稳的政治漩涡之中，资本控制、久议不决、朝令夕改等现象导致严重政治内耗，使得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暴露无遗。2022年以来部分西方国家频繁更换领导人事件屡见不鲜，人才选拔制度毫无规定性可循，表明议会民主制度面临更深刻危机。关于政治领袖的任职年限的宪制规定，直到资本主义诞生已数百年的21世纪前后才成熟定型（尚且不论程序公平和执行情况），更毋论目前推行政治世袭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诚然，政党政治模式是当今世界普遍采取的治理模式，但就主要形态而言，多党制或两党制几乎垄断了西方政党政治的半壁江山。西方现行政党格局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由传统政治势力分化组合而成的政治派别发展演化而来的结果，最早的前身为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在之后的两百余年间，两党逐渐确立了各自的领导核心、纲领和原则。然而，作为西方政党体制的突出表征，它所恪守的自由选举和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归根结底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代表各自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党派之间形同水火，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本质而言，各政党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公共权力的争夺，意欲达到此目标，他们不惜采取空喊口号、贿赂甚至连带互相揭短、窃取竞选情报和暴力威胁等明争暗斗之手段，“不仅会带来政治上的纷争，还会造成社会的分离和分裂”[21]。即便采取措施改善个人和普通百姓的生活，但仍然掩盖不了“精英利益团体的博弈”本性。
中国打破了后发国家对西方政党制度的“路径依赖”，走出了一条崭新的现代化道路。通过追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脉络和文明根源，不难发现一个显著现象，即中国共产党既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那样出现短命内阁和政权旁落的治理危机，也不像亚非拉独立国家一党制面临一击则溃的境遇。相反，在“终结论”“冲突论”此起彼伏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度低迷的当代背景之下，唯独中国共产党始终站稳脚跟并持续保持活力。这警示我们，要想取得长远发展，必须有稳定的组织领导核心和顺应时代变化、符合时代之需的指导思想。基于新时代十年来的伟大变革，“两个确立”是党对人民负责、对历史和时代负责、对民族和世界负责的重大政治决定，是完全正确、站得住脚的，必须深刻领悟、坚定贯彻。
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保障。回顾我们党百年历程和“两个确立”提出的历史背景，可以得出，“两个确立”对于提升党的组织凝聚力、统一全党思想和集中人民智慧具有积极作用。
（一）为提升党的凝聚力奠定前提基础
工人阶级政党不是“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22]，而是按照一定原则组织起来的相互关联和作用的战斗堡垒。确保组织上的高度严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合法性、稳定性、可靠性的重要标志。脱离政党的组织性来谈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将党的组织原则与制度置于不顾，就无法准确理解和把握“两个确立”的基本内涵，甚至造成理解认知方面的误读和偏差，陷入政治陷阱，不利于党内团结统一和凝聚力的发挥。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深刻总结巴黎公社革命失败教训，并在第一国际成立及其后来推动建立欧美社会主义政党实践中较多强调了权威、组织和集中问题，指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23]。列宁发展了前人思想并提出“民主集中制”概念。列宁在主持1905年12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和1906年4月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就党的改组问题特别声明这一原则的“不可争论”性和“一致公认”性，并将“自下而上”或“二级选举”模式以正式大会的形式加以确认。后来，中国共产党将这一原则本土化，从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到服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再到服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发展至新时代的“充分发扬民主，善于集中统一”。虽然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但是在内核方面保留了原有属性。一方面，“两个确立”凸显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两个确立”中第一个“确立”除包含“***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之外，还内在标定了广泛党内民主基础上的领导结构，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政务制度的独有优势。第二个“确立”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决策渠道，广集民智、高度凝练和概括出来的思想成果，既反映人民诉求，又能凸显人民指向，从而把力量凝聚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另一方面，“两个确立”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组织保证，对提升政党凝聚力、整合力至关重要。严密的组织纪律能肃清党内不良生态，规范党员行为，确保党员队伍协调一致，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是最进步的、最有纪律性与组织性的工人阶级的政党”[24]，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意义。因此，如果具备铁的纪律维护党中央决策部署，那么全体党员就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形成强大凝聚力。
（二）为统一全党思想提供根本指引
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达到思想意志高度统一才能将组织凝聚成“一块坚硬的钢铁”。马克思将“革命的理论”提升到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原则高度，指出：“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25]工人阶级政党是以革命的政治纲领和指导思想作为维系整个组织体系坚如磐石的首要条件。要确保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不掉队、不走偏，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用“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26]来武装自己的组织。历史上包括苏共（布）在内的若干政党之所以发生组织瓦解、政权旁落、人心涣散等历史悲剧，本质来说往往肇始于对领导核心的否定和指导思想的偏离。如果说党的组织原则在“形式”上实现了党组织的建构，那么党的指导思想则在“内容”上树立了组织的精神支柱，进而搭建了“形神”兼备、刚柔兼济、体魄刚健的立体格局，也必将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正如******强调的：“要自觉用党的科学理论指导党的组织建设，结合新的实际推进改革创新，使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提供坚强组织保证。”[27]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党的组织才足以称作以先进思想为指导的政治组织，才能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三）为集中人民智慧发挥促进作用
中国共产党组织优势的发挥，根本就在于集中人民智慧、汇聚人民力量，统一集中到中央层面来，再通过各种形式反哺社会和人民。唯有厘清这一辩证关系，“两个确立”才有根本的支撑点。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明晰敌我界限的前提下，以工人运动、土地革命为手段，一方面，通过普及农民教育、举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会等方式，依靠政治动员唤醒群众；
另一方面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和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参与人民战争，明确提出“必须坚决的从广大范围内直接的武装发动转变到加紧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的方向来”[28]、“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29]的战略决策，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低潮之时力挽狂澜，彻底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而站稳了脚跟、夺取了政权，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革命局势。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行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以整党整风为主要形式的群众运动，组织“三反”、“五反”运动充分发挥群众威力，进而巩固了民主执政的根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集体行动之下，在苏联解体以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持续低迷局势下齐心协力、破除万难，为打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决议》指出：“党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才可以“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明确提出要“把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凝聚起来，形成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30]。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不仅有效回应了全国各族人民最关切、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并且深刻阐明了人民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体力量，为全党全国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注入了动力源泉。
始终维护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始终坚持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是党和国家事业奋发向前的成功秘诀。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必将为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百年大党的自我革命、克服前进道路上新的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十分重要的指导和保证作用。
（一）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强大动力
党的自我革命任重道远。勇于自我革命，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强大优势和鲜明品格。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仍然要明确自我革命的时代要求，党和国家事业才能拥有光明前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发出“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31]的政治号召，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两个确立”的郑重提出，鲜明彰显我们党作为集领导型政党、使命型政党、学习型政党、服务型政党和创新型政党于一身的政治本色和使命责任。一方面，确立坚强的领导核心是持续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保障。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风雨不难发现，是否推举出全党公认、全民拥戴的领导核心直接关乎党的政治生命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始终贯穿于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历史脉络之中，是如何也绕不开的命题。另一方面，确立科学的理论指导是贯彻自我革命的理论根基。遵义会议之前，各种错误思想尤其是教条主义轮番登场，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归根结底是缺乏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理论指导。直至遵义会议在全力纠正王明“左”倾错误思想基础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廓清思想的迷雾，开辟了革命事业的新局面。只有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才能使党的建设持续焕发生机。“两个确立”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所必须落实的原则要求。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卓有成效的举措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如建立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以自我革命作为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从而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二）为奋力战胜前进道路上新的风险挑战提供战略定力
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越是到矛盾激化的时刻，越要考验中国共产党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确立和维护党的权威和指导思想，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的必然要求。我们党是在患难中不断成长壮大、在危机中不断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探索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展开反“围剿”斗争、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克服经济困难、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组织动员抗美援朝、妥善处理边境冲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进行大规模全路线拨乱反正、摆脱金融危机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的态度，顶住巨大压力，克服重重危机。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由粗放型生产模式转向精细化生产模式，由人力优势转为技术优势，由参与国外大循环转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另一方面，各类风险挑战累积叠加和持续发酵，尤其当前地缘政治复杂演变、全球价值链产业链深度变革等一系列超预期变化，对我国造成影响。例如近几年来石油、芯片和工业软件等高依存度且低替代性核心原材料和产品服务面临可能断供风险。与此同时，近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依然艰巨，党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是腐蚀我们党先进性、纯洁性的深层隐患，“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七个有之”将在可控范围内长期存在。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唯有一个具备崇高威望的党的领导核心谋划全局、引领方向，才能够不断增强我们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理论底气和政治勇气。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大势，科学把握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32]“两个确立”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了根本向导，尤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应对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出了卓有成效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方法，从而夯实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的实力，面对风险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化危为机，以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不断提升我们党抵御各种风浪的显著优势和强大底气。
（三）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实践伟力
认识来源于实践，同时要回归实践。只有回归实践，外化为行动，认识才能真正发挥改变世界的力量。毛泽东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33]“两个确立”以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实践路向，针对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将党中央的意志切实贯彻到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新的赶考路上，我们既要在理论层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充分认识到“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的“精神同源、内核同质、目标同向”[34]的辩证统一关系，也要在实践层面将坚持拥护“两个确立”的思想自觉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行动自觉，更加坚决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从而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凝聚起来。
新时代以来，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大历史场景中加以审视和考量，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验与世界共享，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郑重提出“两个确立”，具有明确的价值定位和实践指向。确立和维护***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有了更加坚如磐石的“主心骨”和“强心剂”；
确立和维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预示着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新辉煌有了科学思想的指导；
这充分证明了“两个确立”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极端重要性。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积极响应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号召，做到政治上衷心拥戴、思想上坚定信仰、实践上忠实践行，将“两个确立”转化为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和严明政治纪律的自觉意识，接续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