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2014年中央部署的五项重点改革之一。这项改革既为其它各项改革提供动力机制，又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坚强保障，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从五个纬度即逻辑起点、全球语境、目标定位、执政新局、改革变量等深入研究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意义与特点，对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意义；特点；五纬观察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4）05-0084-06
[收稿日期]2014-08-18
[作者简介]裴泽庆（1969—），男，河南固始人，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全国首批“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基层民主与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西部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实践与党的建设研究”（立项批准号：12XDJ019）阶段性成果。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中央部署的五项重点改革之一。在经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农村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这五项重点改革中，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既为其它各项改革提供动力机制，又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坚强保障，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如何认识这项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总布局中的重大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审视这项改革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点？透过以下五个维度观察，有助于我们把握方位，提高认识，凝聚共识，从而进一步增强支持改革、推动改革、领导改革的信心和定力。
一、逻辑起点之维：从执政党和领导党的双重政治定位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具有顶层性
任何一项改革既有历史起点，也有逻辑起点。严格意义上讲，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历史起点，可以追溯到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由此开启的改革实践与探索。本文提出逻辑起点，期望透过这个维度观察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首先基于对以下问题的思考与追问，即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是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而不是党的制度建设改革？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究竟要解决或者能够解决哪些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键在党；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否成功，关键在党。在这里，“党”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即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看，她是大家熟悉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是一个逻辑概念，即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时空转换角度看，她已经不再是一个革命党而是一个执政党；已经不再是在封闭条件下领导我们搞计划经济的党，而是一个在开放条件下领导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党。如果把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就自然提出了从现代政党政治视角深入认识党的政治地位和定位，以及由此生发的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重大意义。
现代政党政治原理表明，政党、社会、政府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三大基本元素，政党处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社会的主体是民众，政府则掌控着以立法、司法、行政为主要标志的公权力，由此构建的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际关系、党内关系、干群（官民）关系成为现代国家治理和政党政治运行的基本范畴。在这几组关系中，居于基础地位、起着基石作用的是党群关系。它不仅历史性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基、血脉和力量问题，还要进一步科学回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领导国家、治理社会、塑造文明的问题。在当代中国，一个最基本、最根本的政治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和领导党，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及其唯一性不仅决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进而决定了其担负着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重大历史责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更为优秀地为人民服好务、掌好权，如何更为杰出地团结好、领导好人民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摆在当代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和时代课题。党执政以来的经验表明，领导与执政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密不可分的。执政主要解决的是政党和政府尤其是公权力之间的关系，领导主要解决的是政党与社会尤其是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兼具执政与领导于一身，好的领导需要好的执政作支撑，好的执政必然会带来好的领导。新形势下，要实现好的领导与好的执政相得益彰，就必然提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时代新命题。这个重大时代命题本身既包括党的自身建设问题，更包括党的领导和执政问题，简言之是一个大党建问题。如何**这个重大时代命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把党的建设誉为保证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党的建设同样起到重要法宝的作用。将这个重要法宝置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审视，其顶层性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必须传导出自身的价值性。不可否认，在30多年快速发展的背后尚积淀着不少复杂问题：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腐败加剧、道德滑坡、权力失范、社会失序，等等。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综观这些问题，从技术层面给党提出了如何提高执政能力、提升执政艺术的新课题，从价值层面则提出了如何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颜色、性质和属性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如何回答好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价值原则、价值追求、价值取向问题。以此观之，离开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而单纯追求某一个领域的改革，不仅无助于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处理得不好反而会徒增“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的风险，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提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深层意义。第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必须体现出坚定的方向性。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是对党的改革，不是要改掉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相反，这项重大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从而实现更好的领导和执政。因此，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概言之，就是要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切实加强党的领导，要致力于进一步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要着眼于充分调动党员干部投身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第三，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必须彰显出党的人民性。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这个重大论断是对党的人民性的时代诠释和政治承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何领导好拥有8600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政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如何带领13多亿中国人民充满信心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如何引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发展中国家阔步迈进世界舞台中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这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考和时代课题。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第一批和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重要抓手，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关切的重大问题，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赞誉。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只要我们高举人民性大旗，坚持党性与人民性、先进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就会更加巩固，党领导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就能实现与时俱进。实践告诉我们，从党的领导和执政高度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高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科学化水平，不仅有利于深入推进其他各领域改革，更关系到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和实践，是党执政史上的一次重大理论和制度创新。
二、全球语境之维：从深度融入全球化背景下执政党应有的国际视野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具有全局性
今天，人类正处于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人类从历史、民族、国家、区域彼此孤立和割裂状态而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历史变迁过程，这个过程具有普遍性和不可逆性。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三波全球化，第一波大体发生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第二波发生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第三波则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至今。以此来划分，鸦片战争发生的重大国际背景是正处于第一波全球化时期上升阶段的“日不落帝国”，对中国进行野蛮的商品输出和资本掠夺，由此导致中国被迫踏上“后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2＼]伴随着这个艰难进程，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三大迷思。迷思之一是，中国国情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根本性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迷思之二是，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是什么？应该如何与世界交往？迷思之三是，什么人、什么力量、什么主义才能扭转乾坤，进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这三大迷思的追问和解答，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基本命题。＼[2＼]遗憾的是，在前两次全球化进程中，因为种种原因，中国都与全球化擦肩而过、失之交臂。20世纪60、70年代，以信息技术、海洋技术、生物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波全球化扑面而来，直接冲击着饱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中国——中国究竟何去何从？中国有没有实现民族复兴的豪情壮志？站在这个历史高度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成为开启新时期民族复兴梦的重大历史转折点。＼[2＼]回顾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一个又一个华丽转身，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我们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后，终于可以自豪地说，民族复兴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了，它与属于我们每个人的“中国梦”交织在一起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已经能够真切地感受它的存在和律动，＼[2＼]如今的中国正阔步迈进世界舞台中心。
然而，随着深度融入全球化的新时代的到来，各种机遇与挑战、问题和困惑紧紧交织在一起纷至沓来，不可避免地给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动、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社会思想的深刻变革，要求我们党不能陶醉于过去的成绩中，不能止步于曾经的辉煌中，必须以更加深邃的历史眼光、更加宽阔的时代眼光、更加敏锐的世界眼光去认真审视和积极应对新的外部因素和环境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说，全球化的深度发展给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既注入了新内涵更提出了新课题。比如，中国制造如何向中国创造飞跃？中国故事如何进行国际表达？中国声音如何获得国际尊重？中国道路如何获得国际认同？等等。这些看似发生在经济、政治、外交等具体领域的现象、问题和困惑，实际上内涵着如何提高创造能力、讲故事能力、“做局”能力、博弈能力等新的能力要求，上升到战略意义上则是对执政党的执政思维、执政艺术、执政水平、执政绩效提出的新挑战。应对这些新变化、新挑战，仍然沿袭陈旧思维，一味沉浸在过去经验中，不加思考地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应对和处理，显然都是不行的，必须以推进制度变革的勇气和智慧，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执政和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三、目标定位之维：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具有系统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既是我们党关于改革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的一个新跨越。基于这个总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六个紧紧围绕”的目标要求，其中第六个紧紧围绕就是：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从改革系统论的角度看，这个总目标内含着党的领导体制、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完善，内含着党的建设制度的成熟和定型，内含着党的自身建设现代化。尽管如此，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改革总目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包容关系。党的建设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党的建设制度化水平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基础，党的建设制度化成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成果的基础。在党执政条件下，没有党的建设制度体系和执政能力现代化，很难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置于这个大背景、大视野下审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任务还十分繁重，离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还有很大差距，制度建设滞后、制度执行不力、制度规制不科学、制度实践不可持续等问题还相当突出。比如，如何保持党管干部和扩大民主之间适度的张力，既从严治党管吏，又通过民主机制激发干部队伍的动力与活力；如何把握党委决策和政府执行之间的关系，既充分释放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又放手让政府处理好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关系，既从宏观上彰显党的法治理念和宪法至上精神，又从中观和微观上支持政法机关依法独立自主行使权力，不断优化法治环境和政治文明；如何在反腐倡廉的同时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既通过强力反腐迅速扭转腐败加剧局面以赢得民心，又通过构建不能腐、不敢腐、不易腐的体制机制以保障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等等。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强烈呼唤着强有力、可持续、科学化的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为此要求我们在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过程中，要正视问题，追求真理，崇尚科学，遵循规律，努力做到以科学理论指导改革，切实解决党的建设的世界观问题；以科学思维支撑改革，切实解决党的建设的认识论问题；以科学制度保障改革，切实解决党的建设的路径问题；以科学结构规制改革，切实解决党的建设的规范问题；以科学方法推进改革，切实解决党的建设的技术问题。十八大以后，中央及时制定颁发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以此为契机，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纳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盘子整体谋划、系统推进，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进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从而实现其与全面深化改革各项目标的同向同步推进，并在改革进程中为其他各项改革提供坚强保障。
四、执政新局之维：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担当和执政风格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具有开拓性
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给党内带来了执政新风，给社会注入了崭新活力，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就职典礼上的精彩演讲，以笃信务实的方式开启了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执政新篇。一年多以来，******在内政国防外交、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重要讲话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实践相互映衬、浑然一体，开辟了思想理论新境界，开拓了战略谋划新格局，开创了改革发展新局面，展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非凡的理论勇气、高远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领导能力，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普遍赞誉。当前，学习******系列重要请讲话精神正在全党掀起高潮。随着学习的日益深入我们愈益深刻感受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在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知行统一的认识论和实践观，扎扎实实地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实在在地践行制度改革成果。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政治宣示，到八项规定的严厉执行，从作风建设的扎实开展，到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组织制度、作风建设常态化制度、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等各项制度改革正在有序有力推进。但客观地看，这项重大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途中还会面临各种新的风险和挑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到来之际，******主持第十六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深刻认识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他号召全党做到“四个不能”，即不能安于现状、盲目乐观，不能囿于眼前、轻视长远，不能掩盖矛盾、回避问题，不能贪图享受、攀比阔气。＼[3＼]***的这些警示和教诲，铮铮在耳，信号明确，意涵深刻——“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历史性命题和任务。由此要求我们，一是兑现党的执政承诺，用坚定责任和务实作风积极回应时代需求和群众期待；二是强化党的执政权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三是坚定党的执政自信，向全世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点和显著优势；四是锻造党的执政骨干，为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有力组织人才保障。
五、改革变量之维：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相关性问题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具有关联性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党的制度建设改革，这二者的不同称谓不仅仅是一个因认识提升而带来的排序变化，而是包括了从改革理念到改革逻辑再到改革着力点的重新定位和全面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涉及整个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制度，涉及政治体制等上层建筑诸方面，同时还涉及其他相关变量，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战略性、前瞻性和敏感性。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相关性问题，提早进行相关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布局，这对于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一是制度改革与理论创新问题。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既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个突出亮点，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新领域和新课题。之所以说它是一个新领域、新课题，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我们正视一个基本现实，这就是，过去总体上从工作层面考虑和推进党的建设的情形多一些，而上升到执政党顶层设计层面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的情形少一些，地方和基层党委从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等各自领域抓党建的力度大一些，而把党的建设作为“五位一体”的统一体整体推进并上升到执政党建设理论加以思考和谋划的力度小一些，由此导致实践中把党的建设仅仅当作一项工作部署而缺乏政治认知和理论思维的现象俯拾皆是。问题恰恰在于，今天我们必须要有勇气、有理性思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身份转变是否等同于思维方式转变？过去党群关系的最大优势为何会变为现在最大危险？两大历史性转变带来的真正历史性挑战是什么？只要在党建实践中把这些问题放在党能否长期执政的战略视野下审视，一些带有规律性、普遍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就必然会提出来，同时要求我们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予以体系化、逻辑化、制度化梳理和回答，这主要包括党的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机制、执政方略、执政环境、执政资源、执政方式、执政艺术等一系列执政党建设重大理论问题。十八大以后，******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新的执政实践事实上已经在回答上述问题，接下来的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就不能不关注这些重大问题，以充分彰显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在全局性改革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二是制度改革与法治建设问题。这个重大问题将会成为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点、亮点和转折点。卢梭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这个论断实际上指出了在一个现代政治文明国度，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的双向推进，有利于完成这个国家的法治化、民主化、现代化。在当代中国，党的领导地位及其提出的法治理念决定了党纪、党规、国法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及其倡导的执政理念决定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之间的有机统一。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改革目标，这个目标在实际推动过程中必然会生成三个逻辑：从现代公民现代化角度看，这个逻辑是“政党本位——国家本位——公民本位”；从国家和社会现代化角度看，这个逻辑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从政党和政治现代化角度看，这个逻辑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有序推进”。基于上述逻辑，离开国家法治谈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谈依法治国也是难以有效推进的。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什么时候都不可偏离这个基本问题。三是制度改革与文化塑造。道格拉思·诺思给制度下了一个经典定义：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亨廷顿认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的过程。邓小平则对制度进行了高度的抽象和概括：制度比人更重要。这些关于制度的认知不分国度，都暗合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特质。在中国，上千年的陆地文明很容易形成一种基于“五缘性”：即亲缘—家族亲戚关系；地缘—邻里乡党关系；神缘—宗教信仰关系；业缘—同业同学或师生关系；物缘—以物为媒介的其他人际关系而建构的“关系文化”、“熟人文化”、“圈里文化”，这种文化在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里很容易滋生潜规则，但在“陌生人世界”里更容易滋生官本位、等级制、特权意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必须同弘扬优秀文化、摈弃陈规陋俗结合起来，以打造能够充分发挥制度文化组合优势的公共生活、公共伦理、公共道德，有序推进制度改革向文化塑造深化。四是制度改革与政党现代化。由于党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承担着“打天下”的历史使命，打下天下后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政党功能又没能及时进行定位与调适，结果导致政党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出现不适甚至偏曲。在当代中国，没有政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推进政党现代化本身就是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目标所在。十八大以后，以全面深化改革为重大历史契机，党的建设在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作风建设常态化、加强民主集中制、权力运行透明化中开始实现“四个回归”，即回归规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回归功能：利益表达、政策综合、精英遴选、政治社会化；回归社会：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回归效用：制度化、配套性、执行力。我们有理由预见，正在推进的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有利于实现政党现代化，进而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坚强保障和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1＼]***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N＼].人民日报，2012-11-16（1）.
＼[2＼]裴泽庆.民族复兴进程中党的建设及其目标定位＼[J＼].社会科学研究，2013（5）.
＼[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制度建设＼[N＼].人民日报，2014-07-01（1）.
（责任编辑：徐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