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百义，李凌波
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治国理政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生态智慧的结晶，***生态文明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西方生态哲学与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当代典范，跨越时空、赋予新义，彰显出中华民族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旨趣、崇尚生态文明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313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历史演进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亦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社会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承载着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生产、生活的奋斗成果。***用“历久弥新”一词来描述传统文化的特质。所谓“历久”，即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性，“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2]。所谓“弥新”，则突出传统文化自身具有返本开新的永恒魅力。其中的“新”意指对传统的继承是一个符合时代特征的批判性过程，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应在新与旧的辩证关系中走好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之路。同样，“绵延5 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3]，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道法自然的辩证法则、厚德载物的道义伦理。中华传统生态文化源远流长，沉淀着中华民族生态治理的智慧，代表着中华文明固有的至善品性、至臻取向，凝缩着中华民族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丰富情感和精神追求。文化生命体的承接性和延续性决定了当今生态文化的培育必须根植于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要在肯定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前提下，使其成为涵养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源泉。
***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源与文化本源。第一，文化的延续性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思想的源头活水。“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的哲理思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处世情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智慧、“平等相宜、厚德载物”的伦理德性，承载着中华民族追求“人—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的生态基因，是***生态文明思想生成的文化根脉和价值依托。第二，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诠释和改造并非简单复归和机械倒退，传承千年的圣贤哲语和文本素材具有超越时空局限的历史穿透力，与现代生态文化有着价值理念的共通性。基于此，***生态文明思想把弘扬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另一方面，***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逻辑延伸和时代照映。第一，接续之“源”。即，从生态自然观、生态道德观、生态发展观到生态民生观，***生态文明思想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和缔造的生态智慧的转化运用，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第二，相承之“脉”。***生态文明思想有区别性地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涵、意义、价值进行总结和精炼，既是根据生成的历史和经济基础的不同，对陈旧表现形式和落后思维方式的扬弃，亦是立足于时代发展要求，对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的生态智慧的一脉相承、相融相通，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同生态文明建设同频共振。第三，创新之“进”。***生态文明思想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生态文明观念和生态治理智慧相结合，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原创性发展、创造性提升。顺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向，赋予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
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至今的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不仅延续着中华民族崇尚生态文明的文化基因，更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治理中行稳致远的文化根脉，既要坚持薪火相传，也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对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三大方针，以批判继承为基础，时代转化为方向，创新发展为目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历史性飞跃和现代化转型，使其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中重焕生机与活力。
（一）“两有原则”：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思想精华
***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成果，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予以辩证研究、批判继承，在对传统生态文化的解构和重构中坚持“守”与“变”相结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由于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局限性的掣肘，传统文化的内容庞杂，良莠不齐，在历史发展中难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因而对于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应在鉴别分析中予以扬弃，在扬弃中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对接移植，把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为指导，对于传统生态文化中落后的理论成分进行鉴别和祛除，对于中华民族长期农业劳作中总结的可贵的生态文明观念、可供借鉴的生态实践智慧予以汲取和应用。将从中提炼出的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文化资源融入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使传统与现代之间成长为一个双向合流的文化生命体。体现出对“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1]313的“两有原则”在生态文化构建中的切实贯彻，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二）“两相方针”：明确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现实指向
在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中，***不仅注重理论的客观性与合理性，更强调理论向现实转化时的适用性与可行性。从生态文化建设的视角出发，***生态文明思想将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与社会主义生态文化对接移植，构建起新时代生态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从生态文化发展的视角出发，***生态文明思想弥合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的时空间距，不断拓宽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检验的传统生态智慧的适用范围。比如，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因响应绿色发展道路，以传统生态法律文化为参考推进生态治理制度改革，以崇尚自然的生态伦理唤起公众生态自觉。不仅如此，充分发挥传统生态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应以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和期待为根本。***生态文明思想基于当前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立足于话语语境的时空演变，赋予传统生态文化中晦涩难懂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以新的意义，使之成为更具时代气息、更接地气的大众语言，以及更具中国特色、更代表中国生态文明态度与价值追求的全球性生态话语。不仅增强了传统生态文化的认同和感染力，更提高了传统生态文化的说服力和全球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这是“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1]340的“两相方针”的深刻内涵在生态文明领域的体现，**了传统生态文化与我国社会发展现状的对接困境和时代转化难题。
（三）“两创方法”：彰显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时代价值
***提出：“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4]164对于传承传统文化的“两创方法”的落实，***生态文明思想做到了三个基本遵循。首先是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文化的延续性决定了现代生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于传统生态文化生成的历史和语境，汲取生态文化根脉的理论养料、传统生态基因的精神滋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比如***引用“湖阔数千里，湖光摇碧山”表达对于自然山水美景的赞叹与向往之情；
引用“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强调了治理雾霾、管控大气污染的紧迫性。***对文史经典的文本解读、旁征博引，形象地展现出中华民族千百年以来对于大自然的亲近与尊重，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在新时代的活力和生命力，这是走好传统文化复兴之路的基础。其次是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学理意义上，***生态文明思想挖掘传统生态文化中的基因内涵，锻造了具有普遍解释力、广泛对话能力的中国特色生态话语体系，将话语与语境相呼应。在实践价值上，增强了传统生态文化的实践效能，更好地运用于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时代任务，使理论与实践相融通。最后是对中华传统生态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文化是复杂的、包容的，在交流互鉴中各大文明之间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因而对于文化的创新应是一种综合性的创新。***生态文明思想广泛借鉴和吸纳世界现代生态文化之长为我所用，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指导，批判继承西方生态哲学和中华传统生态思想的智慧结晶。在坚持民族文化主立场的基础上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之路，在坚定文化自信的道路上创造性地提出具有文化底蕴、时代价值、世界意义的生态话语。比如，“两山论”就是对发展与保护辩证统一关系的诗意表达；
“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还给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用传统文化的美学魅力使人身临其境、产生情感共鸣；
以中华“和合”文化、“天下一家”观为优良传统，倡导国际社会应携手同行“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思想使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交流、共生共荣，“为解决全球人类共同的生态危机、维系全球整体生态安全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5]19。在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与传统文化的历史性飞跃的契合与汇合中，以一种与西方迥异、具有民族底蕴的独特生态文化唤起世界认同，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与时俱进的时代表征，在弘扬传统与吸收现代精神中成长为一个连续的文化生命体[6]140，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
（一）哲学世界观上的相通性和创新性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本体论是***生态文明思想体系中的生态哲学理论基础，具有人与自然之间为一体共存、融荣共生的有机生命体的科学内涵，是对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双创”的产物。
第一，在哲学本体论层面。“天人合一”是古代朴素自然观的核心理念，其中“天”在传统文化的概念谱系中代指以自然之意，是圣贤先哲围绕人与自然关系所作的哲学性概括，演绎出万物依存共生、物我融通和合的至高境界。作为中华文化的信仰之根，儒家、道家的天人观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究与争鸣中展现出迥乎不同而又互相联系的理解范式。儒家学派的“天人合一”思想讲究规则的建立，这种规则并非单纯指顺应天行道的自然准则，更多意指人道本于天道、人道合于天道的社会运行规则。道家以“道”贯通天人。正如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采用一气贯通的方式，构建了天、地、人一体化的宇宙图式，将天地人论归结为由“道”之自其然而然、不假人为的自为本性化生而成。从中引申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必须效法“自然之道”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与天地万物二元相通于“自然之道”而处于平等共存地位的淳朴生态立场。佛教的“依正不二”实际上是基于一种宇宙生命论的因果法则，表明生命主体与其生存环境就其终极本质而言本无矛盾对立，而是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彰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价值理念。由此可见，三大学派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在承认自然本原、顺应客观规律，追求人与自然融通和合的理想境界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天人合一”思想反映出人与自然融会贯通的有机联系，描绘出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生存之道，与西方主客二分式的“二元论”“原子论”的机械认知划清界限。对此，***特别强调了传统“和合”文化对于调和人与自然之间冲突关系的积极作用，指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7]471。然而天人合一思想作为自给自足、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以及择地而居、安土重迁的农业生活所演化出的传统农耕文化，在天人、道物、命性诸哲学命题方面的宇宙观始终萦绕着一种神秘性和主宰性的宗教情节，其内在机理缺乏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探索和对个人主体命运的把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本体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天人合一”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的传承和创新性发展。***“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立论基石，从根本上克服了天人合一思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抽象化理解，站在历史与时代的制高点将人与自然统一于血肉相连的有机生命躯体中，即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8]。“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不是向来存在的客观事实，而是历史发生的过程和产物。从世界演化的进程来看，一方面，自然具有优先存在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人的生命本质。得益于与自然界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人与其他自然生命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才成为可能。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是不可逾越的物质事实；
另一方面，人具有主体创造性，作为以劳动实践方式存在的社会存在物，凭借社会实践活动使自然演化为铭刻人的行为印记、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生活世界，在其中自然万物的丰富性得以全面展现，又进一步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这种人向自然而生、自然向人敞开的动态过程，使人同现实自然具有一种一体共存、协同进化的系统发生关系，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了“西方中心论”而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论”的思维范式转变，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奠以坚实的哲学本体论依据。
第二，在哲学价值观层面。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对自然万物的认识、体怀、情思中，将人的德行修养复归于具有道德意义的上天，主张生命存在无层次高低之分，以仁爱之心容受世间万物是圣贤智者的德行，即实现“与天地合其德”。“圣人者，以己度者也。……以类度类”（《荀子·非相》），荀子的“以类度类”意指自然万物具有相同的道德权利，品行高尚之人不仅是爱“本类”更是爱“他类”的存在。张载为“民胞物与”的理想境界而笃行不渝，将同质共源的万事万物视作同胞，主张以一视同仁的博爱精神对待世间一切生命存在。道家思想也同样渗透出敬畏生命、关爱万物的伦理关怀。老子的“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便是劝诫人们要肩负起善待自然生命的责任，如是方可“若可托天下”，与庄子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不谋而合。佛家主张万物缘起，即世间万物互为因缘，皆因缘聚而起、因缘散而灭，以超凡脱俗的生命意义将尘世间一切自然物比作像人一般有感情、有天赋、有尊荣，故而“众生平等”，应“慈悲利他”“博爱众生”。同样，佛家的放生观和“戒杀”动物的思想也体现出对自然万物的至善的伦理关怀，对人和大自然平等存在的至高的价值认同。由上可见，这些价值理念的核心是“主客合一”，主张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追求中培养个体高尚的道德品行，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人文理性和生态价值取向。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价值观，是一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9]296。***在2018 年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引用了“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表明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个人与集体的和谐是中华民族至今仍未中断的理想追求。然而传统生态文化中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追求往往是为了达到德性修养的境界，往往缺乏对解决环境问题和改善生存状态的现实关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论肯定人与自然之间是生命意义上的平等关系，主张“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0]。把生态和生命比量齐观的人文关怀落实到现实的生态环境治理之中，要求人们培养关爱生命、尊重自然的生态自觉，力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培养全民高度的共同体意识，树立对自然环境负责的高尚道德情怀。即要求人们秉持尊重自然万物的价值观念、遵循顺应客观规律的自然准则、深耕建设优美环境的生态实践，与自然演绎出一副充满生命气息、融通和合的生态图景。同时，“和合”文化在社会生活领域体现为一种“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价值理念，与***“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主张相呼应。***指出全球生态问题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全球环境治理工作事关全人类的命运，因而国际社会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长远目标协力同谋美丽地球的建设。“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3]，***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诺：力争在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双碳”使命下致力于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推动构建绿色低碳、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三，在哲学方法论层面。“天人合一”思想体现出一种整体主义的本源性思维方式，以系统论的辩证思维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然而传统生态文化主要从个体的德行修养出发阐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方式，缺乏实践性与可操作性。***“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汲取传统生态智慧的基础上衍生出的具有科学性和指导性的方法论要求。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视野来看，“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包容人与自然万物在内的覆盖更大范围的生命有机体，应以系统整体的方法实现生命个体的动态平衡、生命群体的共荣状态。“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10]19生态系统兼具整体性和有序性。整体性体现在各自然要素经由物质交换、能量循环、信息传递的过程处于普遍联系中。作为自然系统中的顶级消费者的人类与无数“生命个体”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有序性体现在系统内部等级序列不同的自然要素之间存在不同的作用方式与运动形式，它们在客观规律的主导下不断调节彼此之间的结构联结和功能效应，形成一种处于生生不息流变状态的平衡关系，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即使人类自身具有改造自然的相对优势，但必须建立在顺应自然运行规则的基础之上，任何打破自然生命体内在平衡的行为都潜在地威胁着人类自身存续，最终将自食自造的恶果。对此，***强调：“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11]。在生态治理中绝不能孤立、片面地分析生态问题，而是要树立全面性、长效性的发展理念，按照系统思维和系统工程的方法对自然生态各要素予以整体性对待、统一性保护、综合化治理、生态化利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唯有如此，才能增强生态系统的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动态平衡。不仅如此，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并非限于处理生态系统的内部要素，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多次强调“要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抓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的落实”[12]236，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涵盖人、社会、自然之间有机循环的复杂整体，应以统筹兼顾、整体施策的科学方式将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领域。这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意义。
第四，在哲学发展观层面。从中华民族的历史生成来看，农业文明是中华文明之根，华夏子孙依靠土地而繁衍生息。由于过度垦殖开荒、盲目乱砍滥伐，古代一度辉煌的楼兰文明埋葬在万顷流沙之下，河西走廊衰落、经济中心转移。这从另一角度印证了文明中心往往诞生于环境优美、资源富足之地。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代化发展史实质上是环境破坏与保护博弈的历史，即治理生态问题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人与自然生命同体”同时也是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关系是基于社会实践的历史建构过程。***生态文明思想以史为鉴，以史资政，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以人类文明兴衰的恢弘视野阐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文明演进、国家兴盛的必然选择，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即人口的激增、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枯竭超过一定限度，必将引发社会文明存续根基崩溃瓦解的生态危机，而生态文明才是人类发展文明的最终趋向。对此，***坚决主张“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绿色、生态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前进，体现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发展观诉求。
由上可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哲学方法论、哲学价值观、哲学发展观层面均是哲学本体论层面的内涵延伸和具体展开，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哲学本体论意义。“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本体论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思想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境界追求在新时代的价值意蕴，顺应历史文明的演进更迭，建立了朴素自然观与当前生态问题的共融空间，重焕了传统生态文化的时代价值。
（二）思维方法上的传承性和延续性
***生态文明思想从中华传统生态文化中汲取和传承生态智慧和生态思维方法，实现了生态唯物论、生态辩证法、生态思维论的有机统一，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视野。
第一，坚持尊重自然规律的生态唯物论。尊重自然尤其是顺应自然规律是早在传统社会就已形成的价值认知。“易”“和”是融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哲学范畴。“易”本义是阴阳创生转化的意向，《易经》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即“易”以阴阳之道呈现出内在关联的宇宙万物处于流变过程之中。“和”则体现出“和谐圆融”的学理内涵，即实现宇宙万物矛盾对立面的共存平衡。“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易和”之道，是“易”思维的变化特质与“和”思维的和合要旨的凝练结合，本质在于平衡发展与秩序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对应，在生态治理时既不可逆势而行，也不能忽视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而是顺应规律与社会进步的辩证统一、相得益彰。“易和之道”在传统文化中有不同话语表述。先秦《周易·象传》讲“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即人类活动在遵守自然准则、遵循时令节律的前提下，与自然万物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方可持续取得大自然的资源和馈赠。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并非不可调和、非死即伤的对抗关系，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先决条件在于人的活动不能僭越自然的本性。大儒董仲舒的“法天道”体现了古朴人道主义精神，提出“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的施政原则[13]421，主张古代君王施政治国只有效法天道、顺应天命，才能巩固和强化自身统治，他所期望的盛世愿景也会接踵而至。与之相反，由于漠视天道、违背节律所引发的社会失控、王朝覆灭、天下大乱的例证不胜枚举。圣贤先哲的朴素自然观表现出对于大自然的虔诚和敬畏之情，阐明顺应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是个人生存、万物发展、社会稳定的根本。自近现代以来，生态承载能力超载、生态系统失衡失序、生态功能失调失效的问题频发。生态环境退化、自然资源枯竭的灾难性后果是对尊重自然规律、严守自然承载阈限的重要性的有力印证。***生态文明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将遵循自然客观规律的生态唯物论运用到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中，进一步指出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8]，三者层层递进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价值理念。在认知层面，“尊重自然”是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从自然的先在性出发去敬畏和维护生命共同体的秩序平衡；
在实践层面，“顺应自然”要求人们从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出发去约束和克制自身的不合理行为，主动纠正和改变对于大自然剥削和统治的错误方式，“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保护自然”是要进一步实现社会实践方式的变革，要求资源开发以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为限、污染物排放以自然消化能力为限，生态修复以自然循环过程为主、生态治理以自然调控为主。***曾引用《管子·乘马》中的“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指明依托现实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重要性。在陕西梁家河大队下乡时，***立足当地客观现实的原则，从当地山壑丛生、水土流失的地形特征出发，探索形成打淤建坝、漫平造田的生态治理方式，即从沟道两侧山体铲土，筑坝拦截汛期洪水，使沟道变为沃土良田、淤地坝化为“粮囤子”。运用生态智慧理性以实现大自然的动态平衡，把生命共同体维护好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规律。
第二，坚持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律的生态辩证法。传统社会之所以如此强调对于自然规律的遵循，归根到底在于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价值和重要意义。从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出发，西周时期《国语·周语》提出“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意指自然万物是财富之源。春秋战国时期，“商圣”范蠡的（计然）经济思想指出“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告诫人们应首先明确天地之变动规律、掌握物质资源情况，即“时用则知物”，而后便能收获天下之“利益”。西汉时期，御史大夫桑弘羊强调山川林泽的收入具有“助贡赋，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苑囿”等发展国力的作用，因而对自然资源的开采理应由国家主导和管控。从自然环境的精神价值出发，圣贤先哲常在山水之间感悟人生哲理、探寻生命真谛。儒家在山水之间体会天地之“德”，道家从山水之间冥合自然之“道”，禅僧在山水之中亲证自心佛性，他们在体悟山水中远离世俗的羁绊，回归内心的宁静，将自然之美与心性修养融为一体。然而凭自然之力生长之物是有定命的，人力创造之物也是有极限的，故而对于自然价值的科学利用和为我所用务求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一思想出自唐代陆贽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倡导量入为主、取予有节的价值观念，如此土地和劳作者才得以养息，这是国富民安的持久之计，蕴含着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生态文明思想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指导，反对生态机械论和生态还原论的两难悖论，坚持以发展、系统、联系的生态辩证法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生态文明思想主张生态文明追求的是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式经济增长，生态文明建设追求的是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生产力的观念，即自然界不仅具有使用价值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价值。对此，***指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7]375，并多次引用“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古训等中华民族朴素的可持续的生态智慧，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两山论”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为主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主张走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道路，科学论证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辩证统一、协调共进的关系，展现出历史性与继承性、时效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鲜明特质。“两山论”的科学内涵体现在其独特且深刻的三段论论述中：1）“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14]，重心在“发展”。客观上讲，笼统地将自然标准作为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最高价值标准并不合理，生态文明建设脱离经济发展完全背离了社会运行的现实逻辑，当前发展仍是党的执政要务，人民生活贫穷不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作为超越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形态，并非传统“黑色模式”下的生态真空。“绿色发展”的本质是实现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协调性和科学性，从生态的角度去规约发展的边界，使现代化经济体系向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转型，即“用最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1]396，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2）“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14]，重心在“保护”。这一科学论断凸显出“两山论”的底线支撑思维。***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荀子》的“草木植成，国之富也”来强调良好生态的经济价值，即生态环境就是优势、绿色就是财富，环保就是资本补偿。回顾我国社会主义探索初期，一系列片面追求功用性、逼近自然承载力临界点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其所付出的生态代价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和激化社会矛盾的“温床”。因此，“绿水青山”作为生产力延续的自然储备、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本身具有损耗上限和空间阈限，理应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对此，***指出“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久久为功的信念为子孙后代打造“绿色银行”，为人类社会永续发展守好“生态家底”。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4]，重心在“和谐”。“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创造“金山银山”，而使生态优势成为经济价值的根本在于两者的协调统一。单纯求以发展的竭泽而渔与偏执环境保护的缘木求鱼皆是把两者单一片面地对立。因此，既要促进经济良性增长对环境质量的正面效应，又要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即“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第三，坚持严守生态底线和生态红线的生态思维论。在传统社会中已意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问题，初步形成了明确的生态阈限意识。“香山居士”白居易认为有限的自然资源与无休止的人的欲望相悖，若不节制物欲、规约浪费行为，自然财富总有消失殆尽的一天，即“天蕴万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不仅如此，荀子的“强本而节用”、孔子的“奢而不孙”、曾子的“不以其时非孝也”，均倡导取用有节、顺时节用，反对挥霍无度、暴殄天物的用物原则。面对森林消失、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大气污染等生态问题，***将其归为“社会生态病”的综合征，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1]396，必须要牢固树立生态底线思维和生态红线思维，即建设生态文明要以生态系统承载力为基础，切不可越雷池半步。一方面，在社会生产中，优化结构，发展资源利用率高效、污染排放负荷较低的产业结构，培育清洁节能的能源结构；
提升效率，节约集约利用资源，降低能源损耗强度，发展循环高效经济，促进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减量化、资源化；
控制规模，严守自然资源生态红线、污染物排放的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15]10，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可再生优势与可持续禀赋；
建构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引领走一条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在全社会倡导树立戒奢尚俭的消费方式、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形成省欲去奢、勤俭节约的良好社会风尚，提高全民的生态文明素养。以绿色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消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张力和失衡状态。
（三）价值理念上的吻合性和超越性
中华民族以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的农业为立国之本、安民之基，在农业生产生活中生态环境始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一隅。***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诠释了传统生态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民生建设的历史底蕴，坚持人民立场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价值理念。
历史上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农业文明，自然环境与先民日常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他们在与自然共处的社会活动中直接感知自然规律，总结出相对理性的朴素生态智慧，萌发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体察和归属，以期与自然互济相应，和谐共处。然而现实往往不遂人愿，面对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频繁爆发的战争冲突、横行世界的瘟疫疾病，百姓苦不堪言，王朝统治几近崩溃的边缘。求生存是人的本能，在封建农耕社会，先民们通过祈祷祭祀活动以祈求生命庇护、获得心灵慰藉，认为是上天赐予了人世间风调雨顺、国家国泰民安、百姓丰衣足食。比如周朝的“雩祭”祭祀仪式，将祈雨视为关乎国家命运的例行祭典，据《左传》记载，每当初春时节苍龙星从东方升起时，王朝便会举行雩礼以求得天下风调雨顺。与此相对应，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职业的先民还通过“春祈”以祈求作物丰收、耕地丰产。不仅如此，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先民积累了丰富的农时与自然节律周期性变化的经验。《诗经》中就记载了周成王“顺天受时”的德行，“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即他要求农官们要以四季变化、作物生长周期为准进行农业生产监管工作，以期盼来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的美好年景。在基本生存条件得到满足之后，古代先民对于生活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譬如君王对国都的选址，除去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优势条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一应俱全的物质资源都是君王定都的重要因素。同时，君王在修建水利工程时也十分重视对地理位置、地形地势的综合考察。君王除了对居住条件的严格要求外还特别注重生活环境的提升，他们春赏花、秋围猎、夏避暑、冬冰嬉，享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景观环境。百姓也向往优美的自然生活，他们在自家庭院中搭起圆篱，种植起观赏性的绿植，将大自然界与家宅联系在一起。先贤圣人则追求一种自然怡然的生活状态，在山水境遇中修养君子品行、陶冶精神境界。“田园诗人”陶渊明向往自然，他在躬耕田园中修养心性、感受自然之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与陶渊明一样，苏轼也崇尚自然之美，面对郁郁不得志的仕途，他主张在自然美景中忘掉烦扰和失意，以达到一种超脱、达观的自然状态，即一种“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境界。更为重要的是，为保证社会平稳运行和国家长治久安，统治阶级将保护自然环境上升到国家管理制度的高度。儒家思想是历代君王治国理政所奉行的主要意识形态，“中和有度”的礼制反对浪费，倡导国家颁布禁令来控制人们滥用自然资源的私欲。这种德法并重、软硬兼施的治理之道，抑制了社会的奢侈之风和享乐主义，让崇俭去奢蔚然成风。不仅如此，隋唐颁布的植树令，“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榆、枣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元代“禁民射杀飞鸟”，唐宋时期规定的烧荒者要鞭打“五十”，清朝将农业植树作为官吏考核指标，其目的均在于以严格的政策法令保证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与此同时，历届朝代还设有专门的“环保部门”来负责自然资源的监督与管理工作。据《历代职官表》记载，中国古代早期的环保部门叫“虞”，其设置有分管不同部门的四个官职，即山虞、林衡、泽虞和川衡，他们分别负责对山林、草木、川泽和鸟兽的保护。此后，从周朝的“大司徒”，到秦汉的“少府”，再到隋唐尚书省—工部—虞部，最后到明清的工部都涉及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管工作。综上所述，在传统社会中先民就已深谙自然环境与自身生存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对上天的祈求祭典、对农时节律的遵守、对自然之美的享受、对保护自然的禁令制定，到对环保职位的设定，在与自然界交互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智慧，对于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不无借鉴意义。然而传统生态文化主要导向将自然造化整体的价值置于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之上，对生态环境保护而非真正出于增进民生福祉的价值诉求。
***生态文明思想阐明生态问题是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把处理好人与人的生态利益关系看作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以生态正义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政治引领，促进生态与民生全方位结合，让生态治理的成果更公平合理地成为惠及全体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传统生态文化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其维护人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和谐的目标主要出于满足自身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基于民生内涵历时性延伸的历史逻辑，人民群众生态需求日益增长的现实逻辑，从关切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出发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从生态向度入手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一方面，响应民生需求、增进民生福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生态文明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将人民群众主体性和幸福感同生态文明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16]。当前，人们的民生需求由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他们期待享受优美生态环境、吃到优质绿色产品、享有怡悦居住空间、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基于人的存在认知的变化，***作出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重要论断，将生态环境治理作为紧握在手中的民生实事，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生态文明建设宗旨，强调要创造出更多惠及大众、人人共享的优质生态产品，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于优美生态环境的获得感、需求感、安全感。为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生态福祉、长远提升社会的幸福指数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生态安全是民生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此，***提出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7]368，主张生态治理的全面化、制度化，构建起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制度体制[17]。所谓“德法兼备”，即指“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3]，发挥法治制度的强制规范作用。以“生态红线”托举生态保护的底线，为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保驾护航；
以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集中攻克老百姓身边的顽固生态问题，切实解决生态资源的利益分配和使用的矛盾；
聚焦环境受损人的生态补偿，加强对于各级领导的环境追责和赔偿；
同时辅之以全面系统的环境法律法规，权威统一的环境执法体制，清明公正的环境司法机制。不仅如此，“德法兼备”
也指生态道德价值观的建设，发挥生态文化对人的教化功能，使生态关怀成为社会公众自发的内心信念，并且将这一信念转化为自觉的自我约束行为；
通过健全平等的社会权责运行体系，拓宽多元主体的环境利益表达渠道，重新焕发全民参与生态治理的活力。***生态文明思想秉承以百姓之心为心、切身体悟民心所向的民生情怀，秉持生态文明建设久久为功、造福子孙后代的责任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根本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