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菲菲
（**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乌鲁木齐 830046）
电影传入**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11年，由来往于欧洲的**商人在经商过程中带入**，并在阿图什、伊犁为亲友无偿放映；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电影开始传入**， “不少白俄达官显贵逃亡到**，就在那些逃亡者中，有一部小型手摇式电影放映机，并附带有两盘苏联影片，时而在自己家里就像拉洋片一样，自取其乐”[1]。1924年后，苏联驻喀什领事馆开始放映苏片。此时的电影放映都是私人放映，并未向普通百姓开放。作为那个时代的新鲜事物，**民众对电影有着好奇和渴望，这为电影在**的营业性放映提供了受众基础。**早期以营业为目的的电影放映基本采取半流动半固定的放映形式，固定场地基本也都是简陋的庙院，很多还是露天场地。在迪化，直到1932年，客商杨元富开办第一家私人影院——德元电影院，售票放映电影；
1934年， “俄罗斯经济协会” 集资于南梁修建 “归文会俱乐部” ，1935年初开始售票放映苏联无声影片；
同年冬，开始放映苏联有声影片。
盛世才主新后，在其 “亲苏、联共” 政策的影响下，苏联影片的放映占据主流；
1938—1942年间，得益于受盛世才之邀由延安来到**的中共党人的积极介绍，从中国上海等地引入**的国产进步影片不断增加。1942年下半年盛世才公开投蒋，刚刚发展起来的**电影事业惨遭厄运，国产进步影片和苏联影片均被封存审查，不得放映。
目前，有关20世纪30—40年代电影在**放映与传播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现有成果厘清了早期电影在**放映与传播的概况，但对1938—1942年间中共党人在**电影放映与传播中所发挥作用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本文将通过对此阶段电影在**放映与传播情况的分析与深研，明确中共党人通过选择与介绍进步影片，对**现代文化发展的正确引导，以及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
1938—1942年间，是**各项事业发展最兴旺的一个阶段，也是**电影放映和传播比较活跃的几年，在中共党人的领导和推动下，电影放映已在全疆各地有相当规模的发展，辐射全疆各地及各层次民众。由中共党人负责实际工作的反帝民众联合会（简称反帝会）、各民族文化促进会在电影传播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反帝会、各民族文化促进会均在全疆各地设置了分会和分支机构，他们将电影作为宣传抗战的有力武器，放映了大量的苏联影片和众多的国产影片，电影在全疆各地得以广泛放映与传播。
据现存1938—1942年间《**日报》信息统计，放映电影最多的是迪化（今乌鲁木齐），伊宁、吐鲁番、奇台、阿山（今阿勒泰）、焉耆、塔城、阜康、哈密、于阗（今于田）、皮山、鄯善、和阗（今和田）等地均有放映电影的记载，①参见世杰《本省简讯》，《**日报》，1939年11月3日，第3版；
奔波《吐鲁番的银幕》，《**日报》，1940年1月17日，第4版；
《阿山发展社教成立民校多处》，《**日报》，1940年1月18日，第3版；
毅《塔城区——汉文会俱乐部落成召开晚会报告工作计划行政长亲临致辞》，《**日报》，1941年1月8日，第3版；
良瑜、岩滨《阜康县长赴游牧解决草场纠纷——县府召开群众大会》，《**日报》，1941年1月23日，第3版；
小林《南疆旅行团抵于召开市民大会团长报告该团任务号召民众热烈缴枪》，《**日报》，1941年2月6日，第3版；
河源《阿山商业银行召开股东报告大会——通过改善工作议案十三件电督办兼**致敬》，《**日报》，1941年6月7日,第3版；
宗瑞《伊中举行第三届毕业典礼——各机关首领莅场作恳切训示校方报告改订特殊教育制意义》，《**日报》，1941年7月1日，第3版；
锋、林《哈·轮汉文会工作活跃》，《**日报》，1942年5月9日，第3版；
峰《和·焉两区积极推行扫盲运动——召开晚会报告识字益处》，《**日报》，1942年8月12日，第3版；
葡《继续响应 “女实” 募股号召——哈密吐鲁番再度展开宣传并组织宣传队深入乡村游牧》，《**日报》，1942年8月13日，第3版；
《增加特种农作物收获皮山银行贷款三千元——筑路工人工作情绪高涨呈准行署拨款购牛慰劳》，《**日报》，1942年8月19日，第3版；
《和市筑路完竣行署慰劳工友》，《**日报》，1942年8月28日，第3版。民众观影热情高涨， “……奇台民众久所盼望之小铃子台儿庄，春到人间等影片，前会馆放映小铃子，最近交通处又到台儿庄，春到人间影片，于日昨在王爷庙放演参观民众非常踊跃”[2]。
“鄯善……最近焉新华电影公司携影片抵此，放映四日。参观者异常踊跃。”[3]除了营业性电影放映之外，全疆各地在召开会议、举办各类活动之后 “放映电影，以助余兴” ，成为当时 “流行” 的做法，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民众提供了接受现代新文艺的机会，扩大了以反帝抗战为主题的电影的传播范围，起到了宣传抗战、凝聚人心的作用。
在迪化，反帝总会俱乐部、汉文会俱乐部、维文会俱乐部、**日报社俱乐部是放映电影最多的场所。1938年1月，汉文总会俱乐部经省政府批准提前启用，可演戏、放电影；
1938年12月，维文总会俱乐部开业并放映电影；
其他各民族文化促进总会也都修建了俱乐部，演戏、放电影，举办各种活动。1939年4月，**日报社新址落成，职工俱乐部对外开放，演出戏剧、放映电影，宣传抗战。迪化之外，全疆各地也兴起修建俱乐部和电影院的高潮。伊宁、塔城、库尔勒、阿克苏、喀什、莎车、叶城等地均大力兴建俱乐部，促进了电影在全疆各地的放映与传播。
“据1940年统计，分布在天山南北的各级各民族文化促进会295个，拥有自建自管的俱乐部70多座，拥有放映设备44部；
1941年统计：全疆俱乐部已达90座，电影放映设备近百部。” “至1942年底，阿克苏区及所属各县的各族文化分会投入运营的俱乐部10处；
伊犁区投入使用的区、县各族文化分会俱乐部达30处。”[4]
1938—1942年间放映的主要为苏联电影（含纪录片）和中国上海等地摄制的进步电影（含纪录片）。据现存《**日报》刊载的资料统计，1938—1942年间电影放映的信息共计161条，共放映影片86部（含纪录片）。其中有关苏联电影的相关信息94条，涉及影片66部（含纪录片）；
有关中国电影的信息20条，涉及影片20部（含纪录片）。②本文中所列相关数据为本人根据现存1938—1942年《**日报》刊载的电影放映信息所统计，如有不准确之处，以《**日报》原版为准。
从数量上来看，此阶段苏联电影占**电影放映的绝大部分。从影片内容来看，苏联电影以苏联革命时期的传奇人物、苏联的建设成就和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为主，展现的是令人向往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
而中国影片则为左翼电影、国防电影及抗战电影，以现实主义手法展现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抗战中奋起抗争的英雄形象，打开了**民众了解抗战前线战况和国内各地百姓生活的窗口，引发现实的切肤之痛，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
1938—1942年间，虽然苏联影片占据了**电影放映的绝大多数市场，**与国内其他地区交通不畅且政府实行文化封锁政策，但自延安来到**的中共党人不遗余力地向**引介了许多国产进步影片。从影片选择到放映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事业发展方向的积极引导，以维护祖国统一、唤醒中华民族意识为主线的指导思想。
1938—1942年间，在**放映的中国影片大多都是国防电影，是左翼电影的延续和发展。正如 “国防文学” 要 “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5]一样，国防电影也以抗战救国为主题。据现有资料统计，1938—1942年间在**放映的能在相关资料①参见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
陈播《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中明确查到的中国电影有14部：《孤城烈女》（联华影业，1936）、《小玲子》（明星影片，1936）、《春到人间》（联华影业，1937），以上3部1939年在**放映；
《青年进行曲》（新华影业，1937）、《满园春色》（艺华影业，1937）、《小孤女》（新华影业，1936）、《夜半歌声》（新华影业，1937），以上4部1940年在**放映；
《摇钱树》（联华影业，1937）、《人海遗珠》（联华影业，1937），以上2部1941年在新警放映；
《兰谷萍踪》（天一影片公司，1932）、《狼山喋血记》（联华影业，1936）、《将军之女》（联华影业，1937）、《天作之合》（联华影业，1937）、《小女伶》（天一影片公司，1932），以上5部1942年在**放映。另外还有6部纪实反映抗战前线战事的纪录片：1939年放映的《台儿庄》，1940年放映的《新大道》《保卫广州》《抗战特辑第三辑》，1941年放映的《绥远抗战记》《台儿庄战役》。这些影片为远在边疆的**民众了解抗战前线的残酷战况和百姓痛苦的生活提供了直观印象，起到激发民众反帝抗战、保家卫国、支援同胞热情的作用。
可以确定出品发行的14部影片中，1936—1937年出品的影片有12部。由于**和国内其他地区的不同步，就放映时间来看，20部影片（含纪录片）在**放映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39—1942年，1940年放映的影片最多，有7部。1940年2月25日，《**日报》载 “本市讯：交通处为了提倡大众文化生活起见，前曾在兰州租赁中国有声电影，此项影片，已于日前运到计：小孤女、保卫广州、抗战特辑第三辑，夜半歌声等数部，现已昼夜在该处之交通俱乐部，继续放映，甚得一般观众好评云”[6]。1941年元旦，《**日报》载 “……又于是日**印刷厂为欢迎新年，于报社俱乐部召开职工同乐晚会，并邀请报社职工参加，放映中国有声影片《人海遗珠》，……此外有医院速成学校表演话剧，并放映中国有声电影《摇钱树》。……商人分会与工商联合会议庆祝新年在反帝民众俱乐部联合召开新年晚会，届时抗战建新报告，并放映中国有声电影《摇钱树》……”[7]。另据相关资料显示，抗战期间在**放映的国产进步影片还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壮志凌云》等。
在**放映的国产进步电影大多运用现实主义手法，主题几乎都是抗敌救国。其中由沈浮、费穆编剧，费穆导演的《狼山喋血记》尤为突出，它的摄制配合了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进行的政治斗争，促进了国防电影运动的发展。影片中的狼群，影射日本帝国主义，电影艺术工作者 “以这种隐晦的方式宣传抗日思想，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抨击了不抵抗主义的可耻，写出了人民群众的抗日觉悟和他们的爱国精神，指出对付日寇侵略，只有团结起来坚决抵抗，才有出路”[8]472。由史东山执导的《青年进行曲》②据现有资料统计，《青年进行曲》是此阶段中在**放映次数最多的影片。以反汉奸斗争为主题， “揭露了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卖国奸商的无耻嘴脸，描写了中国广大知识青年，在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觉悟和成长”[8]492。《孤城烈女》大力肯定和歌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女性的革命性， “影片为当时左翼电影留下新时代的印痕并在最终定格于历史背景的同时，又从一个特定角度，为1949年后大陆新中国电影文化和电影艺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持和艺术资源”[9]215。这些影片所描绘的社会状况与当时的**社会正处在同一历史阶段上，影片所关注的问题正是**社会的历史积怨所在。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大建筑及都市轰炸的惨状，我军英勇的游击战，民国十七年，军阀横行，欺压良民，烈女的反抗不从，土豪劣绅的卑鄙行为，都反映在台前一张大白布上面。‘孤城烈女’演到陈燕燕用刀刺杀军阀，反被她丈夫用枪打死的时候，一阵不约而同的掌声，好似庆祝烈女革命的成功，这证明了群众文化的提高，对于军阀虐待压迫有了相当的认识。”[10]《绥远抗战》《台儿庄战役》等纪录片真实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上惨杀中国人民的血腥暴行，反映了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救国救民英勇杀敌、流血捐躯的感人情景。
由于封建军阀统治的制约，以及**与上海等地距离遥远，**现代文化的发展和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着时间和内容上的错位。从电影方面来看，1936—1937年间摄制的国防电影直到1938年以后才在**放映。这些影片在**的广泛放映，激发了**民众反帝抗战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打开**各族民众眼界、了解新文化、关注抗战的作用，奠定了**民众理解党的斗争历史的基础，同时也促进了**现代文化的发展。
以反帝抗战为内容的国产进步电影在**的放映，得益于中共党人的甄别和选择。首当其冲的是影片内容的选择。虽说国防电影是左翼电影的延续，但二者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左翼电影具有很强的 “阶级性、暴力性和宣传性” ，而国防电影凸显的是 “民族性、抗日思想和现代国家观念的启蒙性”[9]216。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国防电影能在**广泛放映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族性、抗日思想、现代启蒙” 正是此时的**所需要的，这是中共党人在团结盛世才、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所作出的选择。
另外，自延安来新的中共党人和国内各地来新的进步人士，大都分布在**的政府机构、文化部门和学校中，**日报社、反帝会及各民族文化促进会中都有中共党人的身影，并且他们在事务管理中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影片选择的进步方向。1938年，反帝会进行了第二次改组，中共党员黄火青（化名黄民孚）担任秘书长，主持反帝会的日常工作，中共党员徐梦秋（化名孟一鸣）、白大方（化名刘百珩）分别任宣传部部长，宣传部文化科科长、戏剧科长。1940年，联共党员赵实（化名王宝乾）接任反帝会秘书长一职。在**日报社，中共党人汪小川（化名汪啸春）任副社长、萨空了任副社长、李宗林（化名李啸平）任编辑长，洪履和（化名李何，笔名小黎）、白大方、邝宗球（化名马殊）、王谟（化名王谟行）、陈清源（化名陈浩然）等党员也分别在各部任职，时任社长王宝乾。①以上信息参见朱培民《**革命史1933—1957》，乌鲁木齐：**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67-68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鲁木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一辑，乌鲁木齐：**青少年出版社，1982年，第9页；
**日报社史志办《**日报社志》，乌鲁木齐：**日报社印务中心，2005年，第15-16页。
除了各机构、单位有中共党人把关以外，由中共党人参与其中的**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为国产进步电影在**的发行提供了保障。1938之前，在**放映的苏联影片曾由苏联驻迪化、喀什代办处及国际书店统一发行；
1938年，苏联影片输出公司在**设立代表处，取代了苏商代表和国际书店的影片发行业务。1940年底，在**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王宝乾、**省教育厅代厅长孟一鸣（徐梦秋）的共同主持下，**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成立。1941年2月9日，《**日报》载 “本省自成立了电影公司筹备委员会以后，在这短短的两个月过程中，现已筹备就绪，**电影公司业已正式成立。该筹备委员会为了推动进行电影公司今后的工作起见，特于本月七日，在教育厅办公室召开第二次筹委会，当场出席有王处长宝乾，孟厅长一鸣，臧行长谷峰，电影公司阎副经理学古，实验剧团的朱今明、刘百珩，郭文华等先生”[11]。上述参会人员中，王宝乾、孟一鸣、刘百珩等人均为共产党员。会议做出几项决议，其中之一为：
“三、电影公司最高议事机关为理事会，理事会负责人为王处长。”[11]此处王处长，即为联共党员王宝乾。电影公司成立后，在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哈密、焉耆、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均设有办事处，**电影发行放映从此进入由中共党人直接参与的管理有序、进步影片占据主导地位的新阶段。
**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其 “章程” 明确规定 “发展**文化，宜传政府政策（六大政策），增强人民抗战意识及倡导文化娱乐为宗旨” 。还向社会各界明示 “加强人民抗战及反法西斯侵略的意识，是开展业务的准则”[12]。自**电影公司成立以来，积极引介国产进步电影。1940年12月15日，《**日报》载：
“**电影公司办事处已于中国制片厂签订合同，于1941年每月由内地供给**抗战影片一套。”[13]1942年12月2日，《**日报》载：
“至于国产影片，**电影公司多次与重庆中国制片厂和中央摄影场进行交涉，代为租赁抗敌影片……已蒙该厂同意；
并将代映影片选择八种：计《委座言行》《青年中国》《塞上风云》《胜利进行曲》《八百壮士》《东亚之光》《火的洗礼》《好丈夫》等内容均关抗战之电影。”[14]此时盛世才已公开投蒋，**电影放映进入 “冰冻期” ，虽然这些影片并未能如愿在**放映，但是影片选择指向明确——反帝抗战，保家卫国。
在全疆各地工作的共产党员也积极在当地放映进步电影。1940年，中共党员林基路任库车县长时， “库车县城集资购买了电影放映机，使龟兹古都的人民第一次看上了电影，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15]。不仅如此，林基路 “组建的电影队曾到温宿放映黑白有声影片，从而揭开了该县各族群众观看电影的历史”[16]。
在中共党人的领导和影响下，电影发行和放映单位对在**放映的影片进行了甄别和选择，保证了在**放映的影片都是以反帝抗战为内容，以维护祖国统一为核心要义的影片。这种选择也可以从与同时期内地电影放映中出现的问题相比较而得到证实。1933—1935年间，中国上海等地掀起了 “硬性电影” 和 “软性电影” 的论争①“硬性电影” 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题材和内容，具有革命倾向性，坚持电影运动大众化路线的左翼电影为代表的爱国进步电影。
“软性电影” 则鼓吹 “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激凌，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 ，以 “冰淇淋” 路线反对左翼电影运动的大众化路线，以 “纯粹电影题材论” 反对左翼电影的工农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题材，以 “形式论” 反对左翼电影的革命的思想和政治内容，以 “美的照观态度论” 反对左翼电影的革命倾向性；
其实质就是要引导观众脱离当时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转移观众对现实斗争的注意力，麻痹观众的意志，毒害观众的心灵，从而达到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巩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目的。参见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第395-412页、第495-499页。，有些电影公司也已经拍出了部分 “重形式而轻内容，重艺术而轻思想” 的 “软性电影” ，且在市场上放映，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而中国电影史上著名的《初恋》《新婚大血案》等 “软性电影” 并没有出现在**电影放映的历史记录中。
**的新文化运动起步晚，民众启蒙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如果不是中共党人和受中共党人影响的进步人士对在**放映的影片进行甄别选择，后果将不堪设想，封建思想、双泛思想、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都会趁机兴风作浪。正是由于中共党人的正确引导和选择，才保证了**放映影片思想内容的正确性，抵制了 “软性电影” 、反动影片的不良影响，中国共产党 “为大众服务” 的文化战略和文艺策略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和体现。也正是因为中共党人精心选择的国产抗战爱国电影在全疆各地的放映与传播，让**各族民众进一步了解了抗战前线中国军民奋勇杀敌、视死如归的民族精神，激发了各族民众的抗战热情。在以抗战爱国为内容的国产进步电影和戏剧②有关中共党人在**领导的戏剧运动，相关研究可参见何菲菲《承自延安 “向内” 凝聚的**话剧演出活动——〈**日报〉文学史料分析（1935—1943）》，《**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76-80页；
杨华《延安戏改对**抗战剧运的历史意义重估——〈**日报〉文学史料分析（1935—1942）》，《**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81-86页。的影响下，各族民众在全疆各地组织的抗战募捐中踊跃捐献，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以爱国主义凝聚起抗战必胜的共同信念，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最初电影进入**时只是贵族或有钱人的娱乐品，囿于地位、经济等各种因素的限制，受众面并不广。自1938年中共党人来到**，他们带来了延安文艺发展的思路和经验，积极介绍和推广以反帝抗战为主题的电影，使得电影成为了**普通民众最喜欢的艺术形式之一。正如《**日报》1939年5月10日载 “……但内容丰富表演精彩的新剧，还未结束，而群众急迫要看电影”[10]。这种在**百姓中普遍性的电影放映活动，既实现了反帝抗战精神的宣传，又提高了全民的电影艺术欣赏水平，更推动了**电影事业的发展。电影观众主体的改变，体现出现代文艺的受众由贵族转变为普通大众的新文化建设基本思路，它来自于五四文学革命中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所提倡的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17]。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摄制的左翼电影、国防电影继承了 “文艺为人生” 的理念，将反帝抗战、反封建的思想灌注在电影中，引发民众的共鸣。这是中国共产党 “文艺大众化” 政策的一种具体表现。
电影在**的放映与广泛传播，还有力地促进了国语的传播及普及。无论是国产进步有声电影，还是译制片，其音几乎都是标准国语。通过观看电影图像、听配音，识字率较低的**民众，尤其是不识国语的少数民族群众都或多或少地能学到一些国语词汇和表达方式，这是电影放映对国语传播及普及所具有的极为鲜活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早就在**各族民众心里扎下了根，是轻易不可能被撼动的。外在的物质优势和 “精神引诱” 都无法改变**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和坚守。国产进步电影中呈现的内容与**民众正面临的反帝抗战的现实一致，这些电影以比文字更加真切、直观的影像、画面形式，撕破了 “瞒和骗” 的虚幻表象，使**各族民众直面反帝抗战、维护国家统一的现实。对于国语识字率较低的**各族群众来说，电影画面所具有的震撼力远超口头讲述书面的道理。在这一点上，国产进步电影要实现的是 “同呼吸、共命运” ，**民众和国内各地百姓之间突破了民族、语言、交通距离带来的隔离感，拉近了心理距离，激发出反帝抗战的 “共情” 力，人心 “向内” 凝聚，起到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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