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学在汉初正式形成，大约与此同时，史学也崭露头角。而《春秋》则寓“空言”于“行事”之中，一直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特性。《公羊》、《穀梁》乃至《左传》侧重继承《春秋》义法，显示出经学的特点；《史记》也继承《春秋》，但其所凸显的却是史学的特点。显然，正是《春秋》兼具经与史的双重特性，促成了经史之间有着始终的关联，但也正因为继《春秋》者所侧重的特点不同，最终促使了经史在学科上的分离。在经史分离的过程中，《史记》无疑处于其间的关节点，它于著述宗旨、著述路数以及著述体例上都发凡起例，从而使史学真正独立于经学，而这些正凸显出《史记》在中国古典史学上之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价值。
关键词：经学；史学；经史分离；《史记》；史学价值
作者简介：王振红（1980— ），男，安徽临泉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生，从事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5-0138-07收稿日期：2008-04-12
一、略说经史的合与分
“经”之名称出现，大抵在孔子没后。当其时，七十子之徒始尊孔子所删定的“六艺”为“经”[1]（P1254）。《礼记·经解》即把《春秋》作为六经之一，《春秋》称“经”，此大概为最早。然而，《春秋》是经还是史，从《春秋》出现以至汉代被正式尊为经的这一期间就已存在着不同的阐述。据《史记》所载：“是以孔子明王道……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贬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2]（P509-510）可见，在孔子没后七十子之徒口授《春秋》之“传指”，就已出现“退而异言”[3]（P1715），甚至“人人异端”的情形。而左氏则惧失其真，于是“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这也正是班固所言：“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3]（P1715）显然，七十子之徒以“空言”（即褒贬大义）说经，而左氏则“论本事而作传”，而此两者已有侧重义法（包括空言）与注重人事之不同。这里隐然已显示出《春秋》不但蕴涵着两方面内容（即义法与人事），而且这两方面已有分途发展的趋向。正如雷家骥先生所言，如果重视义法为经学，重视人事为史学，那么经史分途在此时已出现 。显然，“义法”与“人事”是区分经史的标准之一。
此后，孟子论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4]（P192）《庄子·天下篇》则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5]（P288）由此可见，孟子虽承认《春秋》含有“事”与“文”，但其所强调的则是《春秋》之“义”；而庄子通过比较《春秋》与《诗》、《书》、《礼》、《乐》、《易》，得出《春秋》之主旨在乎“名分”。然而，不论孟子之“义”还是庄子之“名分”，两者显然都属于“义法”的范畴。按照上述的标准，这显然认为《春秋》是经学。
《礼记·经解》认为“春秋之教”在于“属辞比事”。它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乱……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1]（P1254-1255）关于“属辞比事”的含义，一般都认为是“连缀文辞、排比史事”之意。而雷家骥先生则训“比”为“密及”，故而释“属辞比事”为“连缀文字而使之与事相密及”，亦即“如实书事”、“文如其事”；同时，他又把“属辞比事”与周朝史官所谨守的法守与传统即“记事简略而有法”相结合，故而认为春秋之教就是“用文辞以记事，而所用之文辞不违周礼义法，所记之事理有条理而不紊乱”。因此，雷先生认为“属辞比事”实是基本的史学方法论，而《春秋》也就是史学。
其实，《春秋》本身就兼具义、事、文三者，它既含有经学的成分，又具有史学的特质。《春秋》自产生以至于汉代，其著述宗旨就是循守“义法”以“道名分”，但此“周礼义法”又是寓于事中、蕴于文中的，亦即孔子所言“我欲载之空言，不若纪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P3297）。可见，在这一阶段《春秋》虽已称“经”，实际上则兼具经与史的双重特质。
汉初，《春秋》被正式尊为经典且立于学官。《公羊》、《穀梁》秉承《春秋》义理，专研微言大义，走上离史以尊经(即正式形成经学学科)的道路。大约同时，司马迁扬弃《春秋》义理，形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P2735）的著史宗旨，并在著述体例、著述路数上也显示出独有的特色，这就标志着史学也初具离经而独尊（即正式形成史学学科）的发展趋向。然而，这种分途发展的趋向实际虽已形成，但反映在目录学上却是直到曹魏时期的荀勖《中经簿》，才正式把“史”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与“经”、“子”、“集”相并列[6]（P214）。
总之，《春秋》被修之初即蕴涵着史学与经学的双重成分，这可以说是经史合一的状态；同时，也出现了经史分途发展的趋向，而直至汉初《春秋》立于学官与司马迁著《史记》才标志着经史分离在实质上正式形成。当然，分离并非意味着经史之间没有了联系，而是指形成了彼此独立的学科而言。这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说，汉代经学和史学在统一中分离着，也就是说汉代经史在思想上具有统一性，而学科上则朝着分离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一直都贯彻着经学之“例”与“名”的指导思想[6]（P214）。
二、著述宗旨：从“微言大义”到“成一家之言”
汉初经学独尊的局面出现之后，治《春秋》之学者尤其是《春秋》今文学日益活跃。大较言之，《公羊》、《穀梁》偏重义例，兼重文辞与史事，循着微言大义的宗旨向前发展。而古文《左传》则偏重名物训诂，但后来亦言义例，沿着以事解经的方法传承《春秋》。其实，不论今文还是古文对《春秋》宗旨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宗旨，也就是《史记》所言：“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2]（P3297）
关于孔子修《春秋》以“达于王事”的阐述，孟子早就论及。《孟子·滕文公下》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4]（P155）今文家对此深信不疑、大加阐发，《公羊》曰：“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7]（P2354）后来，董仲舒竟尊孔子为素王，以《春秋》当一王之法。此时，古文家虽不注重阐发《春秋》大义，但从未否定《春秋》义例的存在。据《史记》所载，左氏虽恐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而“论本事而作传”，但其目的仍在于“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3]（P1715）。可见，孔子修《春秋》的宗旨即以“周礼”为准绳而行褒贬，以达于“王道”。这是汉代今古文经所共同的看法。司马迁对《春秋》的论述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汉初学者对《春秋》的认识。他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2]（P3297－3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