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艺华，张 蕊
（1.湖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2.武汉音乐学院 研究生部，湖北 武汉 43006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秉持、矢志不移的初心和使命。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把这个闪耀着理论光辉、时代光芒、道德光照和青春光彩的红色初心，不仅鲜明地标注在自身章程纲领的文本里和镰刀斧头的旗帜上，而且深深地熔铸于所有成员的灵魂深处和精神血脉，使之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砥砺前行、接力奋斗中受之不尽的最大精气神和取之不竭的精神动力源。红色初心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就是一部立时代潮头、举全党之力，凝练、涵养、践行、传承、弘扬红色初心的伟大诗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荣光就是一幅由无数共产党人至纯至洁、至真至诚的红色初心交相辉映的历史画卷。对于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个体来说，需要把红色初心贯通于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但是必须指出的，红色初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自动生成的，更不是外力赋予的，而是在党的旗帜下自觉投身时代洪流的生动实践中内生出来并不断涵养的，红色初心的培植、形成、淬炼、坚守和升华，需要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认知到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更需要融汇时代背景和个体选择、客观环境和主观动机等多种复杂的因素。在中国共产党百年风华中，以红色初心为鲜明标识的先进人物及其经典故事灿若群星，其中人民音乐家聂耳极具传奇性和典型性，其红色初心的培植、生成、坚守、升华，浸透着一段荡气回肠、震古烁今的心路历程。聂耳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地位、深远影响和传奇色彩的革命音乐家，是中国音乐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道路的开创者和先驱者。他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用音乐作为战斗号角和革命武器，为全民族抗战鼓与呼，为全民族解放呐与喊。在极其短暂的音乐生涯中，他始终心系家国、“以歌为戈”，几乎倾注全部的心血、汗水和智慧，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卖报歌》等一大批脍炙人口、鼓舞人心的革命歌曲。与同时代的其他音乐家相比，他的音乐创作具有更深沉的民族性、更深刻的哲理性、更深切的人民性和更鲜明的时代性、更鲜亮的革命性、更鲜活的艺术性，为中国新兴音乐发展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开辟了路径。对此，著名作家田汉先生曾作出了这样一个非常中肯、尤为深刻的评价：“聂耳的作曲之所以如此迅速受到人民的欢迎，首先是他有饱满的政治热情，他不是为作曲而作曲，他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人民的中间，喊出了他们的愤怒和要求。”[2]那么，聂耳为祖国战斗、为时代呐喊、为人民歌唱的红色初心究竟从哪里来？是如何形成的？尤其耐人探寻的是，这样一位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幼并未接受过系统音乐教育的寒门子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进革命音乐的行列中唱响时代的主旋律和最强音，并最终成长为勇立时代潮头、引领音乐发展、开创崭新道路的“人民音乐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关系到对聂耳生平业绩和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也关系到对革命音乐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还关系到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成长道路的历史解读，更关系到新时代德艺双馨音乐人才初心使命的传承践行。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很有必要回到历史的场景中，在建党百年的宏大视阈下，把聂耳的红色初心及其形成作为一个典型个案进行深入分析，全面考察其红色初心形成的心路历程，深刻剖析其红色初心形成的影响因素，从而挖掘提炼其红色初心形成的感人故事中所蕴含的价值意蕴与教育意义。
（一）启蒙阶段（1912-1925）:聂耳在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和求实学校求学时涵养了正直勤奋的品格和敢于斗争的精神
聂耳祖籍云南玉溪，出自一个中医世家，其父亲常年在昆明行医，后定居下来并开办了成春堂药铺。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于昆明，在家中排行第六，四岁时不幸丧父，和母亲、兄长过着含辛茹苦的生活。1918年，六岁的聂耳在亲戚的资助下进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求学。学习之余，聂耳对音乐情有独钟，白天在学校组织同学唱歌，夜晚缠着母亲给他唱云南的民歌，讲先贤的故事，这在他心灵深处埋下了家国情怀与革命音乐的种子。1922年，聂耳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毕业，但学校规定没有参加过童子军的学生不得继续升学。由于家境贫寒无力购买参加童子军所需要的服装和器具，聂耳为此数次向校长提出申诉，认为这些入学规定是不合理的，希望学校能够接受他升学，但没有得到批准，不得已只能转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上高小，得到了减收学杂费的特殊照顾。
求实小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刚成立不久，设备不完善，校舍还借用孔庙的部分建筑。聂耳入学不久，孔庙开始维修，求实学校只能在维修期间迁出孔庙借用附近民房继续上课，但是等到维修工程结束，孔庙方面却拒绝让学校回迁，学校面临解散的危机。聂耳得知这件事后非常愤慨，作为班干部的他开始组织大家开展夺回校舍的运动，他不仅收集同学们的心声与孔庙方面交涉，还与同学们组织宣传队走上昆明街头去争取群众的支持，最终得到了各校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孔庙方面迫于压力不得不做出让步，最终求实小学的全体师生重新回到了他们的校舍。在这一场夺回校舍的运动中，聂耳作为组织者和推动者，表现得非常勇敢、机智，初步展现了见义勇为的血性和社会活动家的风范。聂耳以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强烈的斗争勇气赢得了全校师生的交口称赞，并收到学校的特别嘉奖。时隔30 多年后，时任求实小学校长的苏鸿纲先生还在《云南日报》上还提到聂耳：“小时候就具有正义感和与恶势力斗争的精神……”[3]
（二）初生阶段（1925-1930）：聂耳在参军、复学、远赴上海期间，自觉加入共青团且在思想上产生了第一次飞跃
1925年7月，聂耳从求实小学高小部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云南第一联合中学，开始对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他在一篇题为《我之人生观》的作文中这样写到：“世界实是一个幻想，我想我们虽然一天一天过去，表面上不觉得什么，实际上还受政府和外人的支配管辖。最好是等到大学毕业，去游历一转之后，对于学术上有研究，并且还有几个钱，一天研究点学问，弄点音乐。不受外人支配，也不受政府的管辖。”[4]3由此可见，受当时社会环境和各种复杂思潮的影响，涉世之初的聂耳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是带有一定消极色彩的，充满了对无政府主义及浪漫主义的向往，对此老师给了他一个较为严厉的批语：“青年志望宜远大，不宜做隐逸之想。”[4]3或许这个批语让聂耳受到了震动，对世界观和人生观又产生了新的思考。两年后，聂耳升学进入云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再次写了篇关于人生观的文章——《我的人生观》，“恶劣的社会快要和我们有为青年交战了，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社会里的。既然人人都是在社会里生活，当然要获得个人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觉晓我们的自由究竟得着多少，完全是在几个军阀政客包办的政府手里。……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打到的。换言之，就是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4]20。此时的聂耳不仅对人与社会的关系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也开始对时局进行反思，他坚定地喊出要同“恶社会”作斗争的呼声，应该说在这个阶段他的思想产生了第一次飞跃，初步萌生了为人民奋斗和战斗的红色初心。这与他参加学校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读书会，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以及当时的进步刊物、书籍等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强烈意识到祖国统一和独立的重要性，在“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积极参加为牺牲者遗族筹集资金和抵制日货的活动，并且写了一篇题为《近日国内罢工风潮述评》的文章：“自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国内罢工之风潮，纷纷四起……盖受资本家之压迫，生计之日高，工资不敷之故也……吾人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4]7不仅如此，聂耳还积极参加援工游艺会，将所卖得的钱一概汇到上海去援助工人。同时还加入了幸福社助演话剧，因为幸福社的宗旨是“以博爱互助的精神，为全人类谋幸福”，聂耳认为幸福社是一种“社会事业”，是“青年当尽的义务”，参加这些活动就等于是在为中国谋幸福、为世界谋幸福。可见此时聂耳已能用阶级的观点分析时事，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劳动阶级站在了同一条战线，而且在头脑里开始有了国际主义精神的萌芽。1928年秋天，15 岁的聂耳毅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活动，成为了一个具有先进思想觉悟的革命青年。
1928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在云南招募学生兵，聂耳想利用参军的机会来改变未来的人生道路，于是瞒着家人偷偷地参军上路。对于这样的选择，聂耳认为“完全是环境的支配，使我不能不这样做”[4]98，但很快聂耳就对自己的这一选择感到后悔。12月15日，他随部队到达湖南省郴州驻地，第十六军的实际情况令他感到十分震惊，军规混乱、克扣军饷、腐败横行、贪污成风的军队生活与他所想象中的革命风尚相去甚远，这使他意识到自己只是被反动军阀骗来当“炮灰”的，残酷的现实让他“屡屡失望，真是没有什么办法，只有忍气吞声的去过士兵生活”[4]98，同时他又积极疏通与同乡士官的关系，希望以此来改变现状。十几天后，聂耳由一名新兵升职为连队的文书上士，境遇的改变并没有让他放弃内心深处对音乐的追求，在家信中他说到，“我这个时期努力发展我的文学天才”，参军“不过是手段而已”“借机会图别的发展而已”“我并不消极。我的英勇，我的热血，还是继续地沸腾着，决意向着光明的前途上走去”[4]99-103。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聂耳极其渴望摆脱当时的困境，期望能够进入黄埔军校分校进行深造，但由于既没有入学资格，也没有其他的晋升途径，在被十六军遣散之后只拿到75 元退伍补贴，独自漂荡在广州城中。这段时间他的日记里充满了苦涩，“我已知道我的事业，我的希望，都同冬日的积雪遇到阳光消溶了；
夏日的游丝，遇到罡风飘逝了”“一切热望，都已落到失望的海底”“一切远大的希望也不敢想了”[4]105，正如在他给二哥的信中说到：“理想是直线，现实是曲线。[4]105”回到昆明之后，聂耳痛定思痛，选择了复学，继续坚持学习，并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他在这一时间段的日记里清晰地记录了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等《资本论》中的重要概念。
1929年7月上旬，云南地方军阀相互内斗导致昆明城里的火药库大爆炸，殃及了众多商铺、民居，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成了牺牲品。为了救助无家可归的受灾群众，民间成立了“七·一一青年救济团”，聂耳第一时间加入青年救济团并成为其主要成员，为救援活动奔走忙碌。然而国民党当局却认定青年救济团的背后主导是共产党势力，因此对他们的活动充满警戒。最终青年救济团在云南政府的弹压之下被迫解散，昆明城内一时弥漫着浓郁的白色恐怖气氛，当时聂耳还不知他已被国民党当局圈定为危险人物。1930年的春节，聂耳所在的戏剧研究会新排的话剧《春闺怨》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和恐慌，国民党当局认为戏剧研究会的背后有共产党的支持，因此将研究会的领导人聂耳视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1930年4月24日深夜，武装宪兵冲入学校宿舍，带走了聂耳隔壁的三名学生。5月30日，兄长聂叙伦从友人处得知，聂耳已被列入国民党当局司法部门的“黑名单”，聂耳感到危机迫在眉睫，在万般无奈之下下，兄长聂叙伦向公司举荐聂耳到上海工作，以此逃离云南当局的迫害。从此，年轻的聂耳踏上了余生的逃亡之旅，也开启了“以歌为戈”的新生，他怀着对大都会的憧憬与对音乐的梦想离开了故乡，但他完全没有料到此生再也无法回归故乡。
（三）质变阶段（1930-1933）:聂耳在上海工作期间，创作大量的进步歌曲并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的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抗议国民党当局“文化围剿”的宣言，计划在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逃亡到上海的聂耳在街道上接到了抗议传单，他在日记中写到：“十一月七日，已在我脑里荡漾了好几天！我对它有着无限的希望和高兴。……有如看一个周游全球的飞行家驾着飞机将要落地时一样的兴奋和愉快”。[4]248至此，伟大的十月革命已经过去13年，苏联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渴望进行社会变革的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贫苦人民。在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聂耳心中对文艺的理解和追求也悄然发生变化，“不再作个人的呻吟或以个人革命性的表现去影响群众。”因为，“现在的艺术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大众化。非集团的，不能和大众接近的是成为过去的东西了，它是在现在社会里所不必需的。”[4]246为了追求心中的革命理想，聂耳积极主动地向党组织靠拢，与工农群众结合，通过同乡前辈郑易里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众组织——反帝大同盟，此时聂耳的红色初心更加清晰、更加明亮、更加坚定。
1931年3月，聂耳在上海栖身的云丰申庄因逃税被告发，受到稽查被课以大额罚金之后破产倒闭，这导致聂耳在上海第一次失业。3月28日，聂耳在《申报》角落里发现一则招聘广告，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旗下的歌舞学校正在招募实习生，聂耳立即报名参加，通过初试、复试后被顺利录取。聂耳入校后不久，联华歌舞学校即赴当时的民国首府南京演出。7月3日，聂耳第一次以职业身份登台演出，天气酷热难耐，“这种残酷的生活也不亚于那些赤膊露体的工人们大汗淋漓地在那高热的机械下苦作着。”[4]285但是，“这报酬，多微的报酬，还要看观众的多少打折扣。”[4]285为期四天的公演结束，聂耳只拿到了六块钱的薪水，他不禁感叹到：“资本家的剥削，着实无微不至啊！”[4]285演出最初上座率尚佳，后半段观众席的空座位却变得越来越多。南京的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人认为歌舞学校负责人黎锦晖创作的歌舞剧《百家仙子》只是纯粹的歌曲舞蹈，既没有故事情节，也没有思想内涵，他们斥之为庸俗娱乐趣味之作。这样的演出同样与聂耳心中的文艺追求背道而行，他也觉得这种批评有道理，并在6月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到：“节目不良，嗓子坏，布景褴褛。临时换人，使观众不起好感，大嚷退票，在京、汉留污点。”[5]441南京公演的感受使聂耳第一次改变了对黎锦晖的看法，为之后的“黑天使”事件埋下导火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当局对日本的武力侵略和暴行采取“不抵抗”方针，聂耳对此满怀怒火、愤恨不已。10月4日，“联华”组织了一个“联华同人抗日救国团”并在光华戏院开第一次全会，聂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有的不懂开会常识，有的图得女子可以取笑，发表最无聊、最顽皮的意见”，他愤怒地说到：“这样一个严肃的，感慨的会，哪里容你做那些浪漫行动？”[4]315可见聂耳对于“爱国”“救国”的态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对大家戏谑的行为感到气愤、失望。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2月4日，聂耳在战火中迎来了20 岁生日，他在当天的日记写到：“大炮给我祝寿辰。整个的世界已经在开始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伊始，到现在已经是无可隐蔽的事实。我的出路问题在这时候也好像随之动摇起来，所谓研究艺术，似乎不给你长远继续的可能，因了社会环境的决定，常常感到障碍和刺激，况且现在自己所重视的classic music 是多么反革命的啊！为了混乱的思想的盘旋，使我近来大不安起来，尤其在廿岁生辰的今天。再想下去吧！至少也要对于自己的生路有个比较可靠的估量。你知道，一切都在转变了！”[4]364三天后，聂耳的思考和苦恼愈加强烈，“怎样去作革命的音乐？整天地在想，终没有想到一个具体的计划。所谓classic，不是有闲阶级的玩意儿吗？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基本练习，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个violinist 又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Sonata》能够兴奋起、可以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不对，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你从前是怎样一个思想？现在居然如此之反动！”[4]3652月11日，聂耳带着照相机到租界打算开启他的冒险摄影之旅，意外拍摄到六架日本飞机空袭上海、两架中国飞机回旋反击的战斗场面，他踏入租界的日本区域，准备再次拍摄日机和军舰时，遭到了日本军官的凶狠训斥和武力威胁。聂耳虽得以逃过一劫，但情绪十分低落，他想记录日军侵略罪行的残暴、逃难同胞的痛苦，但真正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和暴力，自己的抗日救国精神居然如此无力。“近来心理的变态，着实呈为异样的怪。常常会无由地忧虑、玄想。有时想入非非，好象前途非常光明；
有时想到消极，感到人生无味。”[4]393此时的聂耳忧心忡忡，对未来充满迷茫。
1932年4月23日，聂耳第一次与共产党人、“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文艺活动家田汉见面。田汉在“左联”提出重视文艺评论的方针，并邀请聂耳参与文艺评论，聂耳很快以“黑天使”为笔名在电影期刊《电影艺术》第三期发表了题为《中国歌舞短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猛烈地批判黎锦晖，认为在面对民族存亡的危难的时候，如果表演“仍是为歌舞而歌舞”，将不会再有人要看，“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你想，资本家住在高楼大厦大享其福，工人们汗水淋漓地在机械下暗哭，我们应该取怎样的手段去寻求一个劳苦大众的救主？!”，“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4]48这篇文章虽然是以笔名发表的，但歌剧社内部纷纷猜测聂耳是此篇文章的作者，聂耳也无意隐瞒，由此，他与黎锦晖的关系出现了很大裂痕，不久之后就遭到了停职处分，并于1932年7月退职，这是聂耳第二次失业了。
1932年8月7日，聂耳在“左联”的帮助下，怀着满腔的热情，从上海乘船赴北平报考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却遗憾落第。9月18日，考试发榜之日正值“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考试落榜的郁闷心情也挡不住聂耳从事革命活动的激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九·一八，上午去天安门开市民大会。街上戒备极严，在天安门附近的军警更多，门是关着的，我们知道又是被压迫着解散了。”[4]466聂耳的音乐才能和革命热情是令人钦佩的，当聂耳决定于11月6日返回上海时，其同乡、友人、“左联”战友无不对他的离去深感惋惜，正如聂耳在日记中写到：“送行的还不少，有几个很像要流眼泪的样儿，想不到他们会对我如此好！”[5]513
1933年年初，由田汉作介绍人，夏衍作证人，聂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拥有九千余万名党员，是这全世界最强大的政党。但是在聂耳入党时，共产党建党只有短短12年，不仅在组织力量上相当薄弱，还一直遭到残酷镇压。聂耳深知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意味着可能会带来生命的威胁，随时遭受到国民反动派的迫害，但是他在内心满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同时又极其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腐败，希望奉献自己的力量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因此他寄希望于共产党，选择了紧跟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一条道路。
（四）升华阶段（1933-1935）：聂耳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进一步投身革命音乐创作，为民族和大众深情呐喊直至逃亡日本，献出生命
1933年，聂耳自北平回到上海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入职联华影业公司，并与好友任光、安娥、张曙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志在中国发展革命音乐。什么是“新兴音乐”？“新兴音乐”与古典音乐有什么不同？对此，聂耳认为“音乐和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着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的新的内容和演奏，并作曲家的新的态度。……旧时代的作曲家们，跟从革命前确立的方法继续作曲；
他方面，革命产生的新时代音乐家们，根据对于生活和艺术不同的态度，贯注生命。”[4]511在该会的推动下，聂耳创作了第一首工人歌曲《开矿歌》，该歌曲作为电影《母性之光》的插曲，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同年2月，在“左联”的倡议和领导下，电影界成立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聂耳当选为协会的执行委员，与金焰、夏衍、田汉等志士仁人为伍。该协会的宣言为“团结国内电影人，制作反帝国主义、抗日电影，这为国民党“今后禁止拍摄一切关于战争及革命的电影”的电影审查制度所不容，在国民党反动派当局镇压左翼文艺运动的背景下，联华影业老板罗明佑胆战心惊，担心会受到牵连，进而以患病为由开除聂耳。1934年1月，聂耳第三次失业。
1934年春天，聂耳入职上海百代唱片公司，这是一家设在租界的外国资本公司，国民党当局鞭长莫及，聂耳等人得以借电影音乐或流行歌曲之名，推出了一系列革命歌曲。1934年6月14日，影片《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剧院首映，影片超长上映84 天，极大地引发了广大观众的共鸣，并在1935年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奖，这是中国影片首次获得国际荣誉。同时，这首由安娥作词、任光作曲、聂耳演奏的影片同名歌曲《渔光曲》即刻传播开来，这首歌深情地唱出了旧社会穷困潦倒的渔民们的艰辛劳动，折射出旧中国无数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穷苦百姓飘零动荡的生活。《渔光曲》一炮走红，使大家看到了聂耳卓越的音乐才华，各处的作曲邀请令他应接不暇。1934年10月，艺华影业公司将聂耳在工作之余受友人之托创作的影片歌曲交由胜利唱片公司出品及售卖，此举使百代唱片公司对聂耳感到十分不满，最后导致聂耳不得不向唱片百代公司提出辞呈，这是聂耳在上海的第四次失业。
1935年1月，聂耳受邀参与电影《新女性》的音乐工作，聂耳因此重返联华影业公司，然而国民党当局的魔爪却正在逼近。2月19日深夜，田汉被捕，聂耳下决心要将田汉的抗日救国精神通过自己的旋律传播于大众，于是立即面会夏衍，申请创作电影主题曲，聂耳坚信这是自己的使命。然而，就连聂耳自己也没有料到，自1934年至1935年，《桃李劫》《大路》《新女性》等影片相继上映，他的作品迅速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对这位将音乐作为战斗号角和革命武器的年轻旗手，国民党当局早已密切关注并列入“抓捕名单”。1935年4月1日，聂耳日记里写道：“晴天的霹雳到来了！到日本去！牛皮！三哥！留欧！”[4]521就在这一天，聂耳从友人于伶那里得到了国民党当局即将逮捕他的消息，聂耳立即向党组织汇报了逃亡计划，提出赴日留学费用的申请。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情况十分艰难，但为了保护这位以创作抗日歌曲为己任并且已经声名鹊起、熠熠生辉的青年音乐家，党组织竭力帮助他实现逃亡和留学的计划。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后，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曲谱的定稿，并在四月末将定稿寄给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可见，即使是逃亡日本，聂耳也一如既往、毫不松懈地研究革命音乐，进行革命活动。也正如冯绍京在回忆中提到的那样，“在东京，聂耳从不遗漏重要的音乐会，他精力充沛地……开阔视野，增长艺术见识。同时他根据这些见闻，在上海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日本音乐尤其是唱片普及状况方面的文章。”[6]1935年6月3日，聂耳出席在日留学生艺术团体举办的“东京艺术座谈会”，并以“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为题进行了即充满自信有又饱含激情的演讲。当天的座谈会的主持人杜宣回忆到：“他以两个多钟头的时间来检讨中国乐坛以后，我们立刻觉到他不但是一个进步的音乐家，还是一个大演说家，一个社会运动者。”[7]然而，不幸的是，这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却因为一场意外事故于1935年7月17日隐没于鹄沼海岸，令人痛惜。
（一）家庭教育是促成聂耳红色初心形成的重要因素
家庭是个人成长的摇篮，家长的世界观、人生观等会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氛围等都会渗透到子女的思想意识中。聂耳和母亲以及两位哥哥一起生活，日子虽然清贫，但家庭氛围非常温馨和睦。他的母亲是一位刚强的妇女，不仅考取了中医资格以行医为业，晚上还要替人家做针线活或洗衣服来弥补开支。尽管生活十分艰苦，聂耳的母亲对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却十分关心和重视。正如在《少年时代的聂耳》中，聂耳的兄长聂叙伦回忆到：“母亲常说小孩就象树苗一样，不好好灌溉它，培育它，就会枯死！因此她有一套严厉的家规。”但即使是严厉的母亲，也有温柔的一面。“聂耳小时候喜欢缠着母亲讲故事给他听，母亲总是有求必应，把讲故事作为教育子女的一种方法。她常讲述《安安送米》《柳荫记》《董永卖生》等民间故事，也常用民间谚语来激励孩子们爱惜时光，努力上进，忠诚对人，始终如一……”[8]23母亲的启蒙教育对聂耳之后的治学和为人都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不仅如此，从聂耳的日记以及和家人的书信中可以看出，聂耳的二哥聂子明、三哥聂叙伦，对聂耳给予很大的帮助。他们不仅支持聂耳的音乐梦想，时常去看聂耳的舞台演出，还与弟弟在学习上有诸多交流。例如，1929年聂耳参军时，把一切希望和计划都告诉二哥聂子明，回校后给二哥邮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新时代》等书籍。还托哥哥们帮他搜集云南民歌。可见聂耳与兄长们的关系是十分亲近的，并且他的兄长们也十分赞同他的思想，支持他的事业。这些对于聂耳形成勤勉、友爱、忠贞、刚毅的性格，对于他红色初心的初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组织关怀是促成聂耳红色初心形成的关键因素
珍惜人才、凝聚人才、培养人才、关爱人才、保护人才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纵观聂耳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人民音乐家的心路历程，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党为他的成长成才所倾注的关心关怀和引导引领。
其一，党组织对学生时代崭露头角的聂耳进行了思想启蒙。早在1927年8月，党组织就已经注意到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色的聂耳，云南省第一位共产党员、时任共青团云南省特别支部书记李国柱约见了聂耳，对聂耳的音乐表演天赋以及良好的群众关系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他的引导和帮助下，1928年，聂耳正式加入中国共青团，积极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如饥似渴地追求革命真理，先后阅读了《共产主义ABC》《东方杂志》等一系列进步著作。1930年聂耳逃亡到上海，在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下，参加了进步组织——反帝大同盟，同时加入了明月歌剧社，很快展现出非同寻常的音乐才华，得到了上海左翼联盟的关注和欣赏。1932年4月23日，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田汉第一次与聂耳见面，从某种意义来讲，这一次与田汉的相识和交流是聂耳在音乐道路上走向新生的一个开端，正如他的日记里这样写到：“我觉得着简直是决定我一生的一个紧要关键，一点不要放松地艰苦地做”[4]394。1933年，田汉介绍聂耳参加另一进步的文化团体“苏联之友社”的音乐小组，这是由田汉发起，任光、安娥、张曙等组成的学习、研究苏联优秀歌曲创作，探讨中国革命歌曲的发展道路，从事有关革命群众歌曲的创作和研究工作的革命音乐团体，聂耳与田汉在音乐上的合作更加密切了，从《聂耳全集》中查实，聂耳创作的歌曲共有35 首，其中10 首是由田汉作词，广为人知的有《义勇军进行曲》以及《开矿歌》《毕业歌》。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艺术事业的知音、音乐道路的知己，被称为“黄金搭档”，尤其是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其二，党组织为处在生死攸关的聂耳提供了最大的保护。1930年6月，国民党当局开始对昆明学生中的进步力量进行有计划的镇压，聂耳被叛徒出卖，不得已逃亡至上海。在聂耳的信件和日记中多次出现“郑重良”“雨笙”“七叔”等字样，这个人就是聂耳的同乡前辈、云南的中共地下党员郑易里，不仅如此，郑易里与聂耳还有一层亲戚关系，聂耳的三哥聂叙伦是郑易里的侄女婿。应该说聂耳能成功逃亡至上海也有郑易里的暗中帮助，在1930年至1935年，聂耳生命中最后5年的时间里，他与郑易里的关系十分密切，郑易里知道聂耳在昆明参加过学生活动，于是在聂耳到上海两个月后便介绍聂耳参加了上海虹口区的“反帝大同盟”，还经常与聂耳探讨人生哲学问题，勉励他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并引导他阅读了一些哲学书籍和进步书籍。不仅如此，郑易里也曾感叹聂耳对音乐有着很深的领悟，1932年，聂耳为了音乐梦想赴北平学习时，郑易里资助了聂耳100 元钱作为盘缠，当聂耳报考北平大学国立艺术学院失败时，郑易里鼓励他：“在音乐上，你没有发掘出来的能力一定还很多。比如歌曲吧，你既然不满意黎锦晖，可想你已经具有一种潜能，这潜能已在你心中发痒，使你对歌曲怀有新的要求。你不妨找本书看看，练习一下。”[9]这一番话为聂耳挖掘自己的音乐天赋指出了方向，之后聂耳开始找一些与作曲有关的书来看，练习作曲，几个月的功夫就为电影《母性之光》创作了插曲《开矿歌》，在音乐领域开始大放异彩。1935年，由于聂耳创作了大量的进步歌曲，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国民党反动派对此极为恐慌和嫉恨，将其视为“危险分子”列入准备抓捕的“黑名单”。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获知情报后，便立即指示聂耳迅速离开上海，准备经日本到欧洲、苏联去学习考察。4月18日，聂耳一抵达日本东京就去了好友张天虚的住所，张天虚是聂耳在昆明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济难会”等活动中结识的终生不渝的好友，他也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在加入“左联”之后走上了革命文艺创作的道路。之后聂耳又去拜会了左翼作家联盟北京支部的盟友陶也先，日本左翼相关人士、“新协剧团”的创立者、与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中国左翼剧作家关系密切的进步作家秋田雨雀。由此可见，不论在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刻，还是在隔海相望的异国他乡，党组织始终千方百计护佑、关怀这位年轻的革命音乐家。
（三）友人帮助是促成聂耳红色初心形成的又一重要因素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淑质贞亮的朋友交往，不仅让人心情愉悦，还能促进人的思想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讲，友谊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志同道合的结果。聂耳一生有诸多好友，在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到，他与田汉、艾思奇、吴家蓉、吕骥、孙师艺、夏衍等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也正是在这些挚友的合作帮助下，聂耳得以创作出兼具民族元素和时代氛围并被广为传唱的歌曲。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孙师毅对他红色初心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位颇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15 岁时随母亲从香港回到昆明，考入云南省立一中就读，经常在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最有影响的进步刊物《新青年》《向导》等。当时的云南共青团组织负责人李国柱除了注意到聂耳，也慢慢地注意到了这位好学的青年，开始了他们越来越密切的友好交往，不仅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借给艾思奇阅读，还引导他加入学生自治会的学艺部，并且在李国柱的介绍下，1925年，艾思奇与聂耳相识。由于两人都热爱参与话剧演出，他们便经常在一起相互讨论，相互学习。在音乐上，艾思奇用自已的压岁钱买了一支很好的笛子送给聂耳，还常带聂耳到叔父家里去练习手风琴。此外，艾思奇见聂耳也喜欢读书，便常借一些进步书刊如《学生杂志》《世界周刊》以及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等给聂耳，在思想上不断向他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二人在爱国反帝的罢课示威游行活动中成为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1928年，艾思奇从日本留学回到昆明后，急忙去找聂耳畅叙离情，当得知聂耳已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他很高兴，还把在日本专为聂耳买下的《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著名乐章送给了他。1932年在上海时，艾思奇同样也是反帝大同盟的活跃分子，他在《中华日报》上发表哲学短文，引起了哲学界的注目，也引起了聂耳对哲学的兴趣。据史料记载，两人在昆明和上海曾有过深度的交往，也有过跨界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在艾思奇的影响、帮助、鼓励和推动下，聂耳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把哲学大众化的理念运用到了自己的音乐创作中，从而开启了音乐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路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和聂耳这一对莫逆之交和革命挚友，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相互启发、互相勉励、共同进步，分别在各自的领域中创造了人生的辉煌，艾思奇以一本《大众哲学》名扬天下，聂耳以一首《义勇军进行曲》享誉国际，哲学大师和音乐天才惺惺相惜、心心相印、交相辉映，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的一个佳话。
孙师毅，是中国现代新兴音乐的“开路先锋”之一，也是最早进入电影界的共产党人。1934年，聂耳第三次失业后，孙师毅介绍聂耳入职法商百代公司做唱片选题指导工作，之后两人便开启了十分密切的合作，创作了一大批在中国音乐史和电影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歌曲。1934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在上海成立，安娥、任光、聂耳、孙师毅作为主要成员，他们以“左联”的纲领为指导，合作开展卓有成效的革命音乐创作。在孙师毅与聂耳合作创作的大量电影歌曲中，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影片《大路》的序歌《开路先锋》和影片《新女性》的主题歌《新女性》。其中，《大路》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影片，也是一部旗帜鲜明的抗日救亡影片，《开路先锋》作为这部影片的序歌以高昂的激情歌颂青年工人们的爱国热情，歌颂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
（四）自我反思是促成聂耳红色初心形成的认识基础
1918年至1930年，聂耳曾先后求学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求实小学、云南第一联合中学、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些学校均是聂耳在青少年时代思想逐渐进步、成熟的摇篮。值得一提的是，求实小学的柏希文老师在讲课中经常给学生灌输无神论的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罪行，阐述帝国主义必败，中国必胜的观点，对聂耳的人生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共产党和共青团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聂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这促使他对时局、对个人未来进行反思，其思想发生了第一次飞跃，从希望“有几个钱，一天研究点学问，弄点音乐。不受外人支配，也不受政府的管辖”上升为“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初步形成了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1928年11月，聂耳在正式加入共青团之后，积极响应共产党地下组织“开展兵运”工作的号召，瞒着家人报名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主要是考虑到自己作为云南子弟，有利于深入国民党军队进行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应该说这也是聂耳自我反思后作出的慎重选择。虽然理想与现实存在很大落差，但此次参军的经历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和把握，回到昆明复学之后，更加坚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
1930年聂耳逃亡到上海之后，尽管生活艰苦，历经波折，但聂耳一刻也没有放弃对社会、对人生乃至对音乐道路的思考，随着不断地学习和反思，聂耳心中用音乐为祖国和人民呐喊的愿望更加强烈。他从当时兴起的革命文学中受到启示，逐步认识到“现在的艺术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大众化”，今后的研究和文艺创作方针要“向着新的艺术运动的路上跑去”，进而在思想深处不断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和创作观，正如他在文艺评论中所说的那样，表达艺术要向群众深入“才是时代的大路”，要发展“新兴音乐” “代替着大众在呐喊”。这些思想认识为聂耳顺应时代和人民的呼唤、奔赴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线、唱出时代的最强音打下坚实基础。
聂耳生于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二年，其生活的年代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中国人民谋求解放伟大斗争的年代，特定的时代背景注定了聂耳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也激发了他艰苦奋斗、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他的一生只有短暂的23年，即便是生活艰苦、饱受磨难，他也毅然决然将自己的美好青春奉献给人民，旗帜鲜明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以歌为戈”为祖国和人民而深情呐喊、英勇战斗，堪称是革命战争年代文艺工作者扎根中华大地厚植红色初心的经典个案。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包括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两次飞跃的辩证过程。聂耳红色初心的形成从“不受外人支配，也不受政府的管辖”到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再到“要向那群众深入”“不再作个人的呻吟或以个人革命性的表现去影响群众”，最终发展为自觉的践行着创作代替大众呐喊的音乐。必须指出的是，这个初心的培植和形成也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内因固然是聂耳自身拥有用音乐代替劳苦大众呐喊的红色理想和艺术天赋，但红色初心的最终形成也离不开一系列积极的外在因素的影响，包括家庭教育、音乐友人的帮助等，尤其是得益于党组织对他的正确引领、悉心教育和爱惜保护。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努力做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10]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重要论述闪耀着红色初心的历史光芒，可以说其中也包含了对聂耳精神的传承和弘扬。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顺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文艺的新需求，发挥文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新动能，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高峰，我们强烈呼唤一支怀有红色初心、担当时代重任、不负人民期待的文艺人才队伍。基于此，在建党百年的宏大视域下，进一步讲实、讲好、讲活人民音乐家聂耳锤炼和坚守红色初心的感人故事，必将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尤其是******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文艺工作队伍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有利于引领和推动文艺工作者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自信为人民创作艺术精品，为时代谱写青春华章，为民族传递思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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