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女性流动人口生殖感染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深圳市罗湖区女性流动人口共1 304名，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女性流动人口自我报告生殖感染率较高，1年内感染率为58.9%。年龄、婚姻状况、社会经济地位、生殖卫生习惯直接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生殖感染，生殖卫生知识掌握程度间接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生殖感染。生殖卫生知识掌握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 结论女性流动人口生殖感染受到多因素影响，在制订对女性流动人口生殖健康干预措施时，应注意考虑到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女性；流动人口；生殖感染；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 R711.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2（c）-0112-03
根据2010年我国国家统计局进行的第6次人口普查显示，流动人口已经超过2.6亿[1]。2010年外省流入到广东省的人口超过2 000万[2]，而女性占有一半。多项对未婚女性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很多人不能做好经期基本保健，生殖卫生习惯较差，感染检出率较高[3-5]。本研究通过调查深圳市罗湖区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殖感染基本情况，探讨其影响因素，为制订相关干预方案及卫生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从而促进女性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的提高。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于2012年3～6月抽取深圳市罗湖区翠竹、桂圆、南湖3个街道各3个社区，选择年龄18～60 岁、非本市户籍且居住3个月以上、非全日制学生、有过性经历且签署过知情同意书的女性为调查对象。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由调查员采用统一的问卷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及社会经济地位、生殖健康知识、生殖卫生习惯、自诉生殖感染情况（最近1年内是否感染过外阴炎、阴道炎、宫颈炎、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盆腔炎）。
1.2.2 质量控制 本调查由专业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前对所有的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调查阶段对调查问卷进行交叉检查。资料整理与录入时剔除不合格调查问卷、资料进行双输入，逻辑查错。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pidata 3.0建立数据库，并进行全面的逻辑查错，运用 SPSS 16.0以及amos 17.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一般描述性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女性流动人口生殖感染的影响因素。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特征
共调查女性流动人口 1 334 名，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1 304 份，有效率为97.75% 。1 304 名调查对象年龄为 18～60 岁，平均 （31.82±10.79）岁；婚姻状况：在婚906名（69.5%），未婚398名（30.5%）；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137名（10.5%），初中401名（30.7%），高中及以上766名（58.8%）。
2.2 女性流动人口生殖感染情况
1 304名女性在过去12个月中感染外阴炎371例（28.5%），阴道炎321例（24.6%），宫颈炎336例（25.8%），子宫内膜炎269例（20.6%），输卵管炎187例（14.3%），盆腔炎165例（12.7%）。1年内总感染人数达到768例（58.9%）。2.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初始拟合：根据女性流动人口生殖感染的理论假设，将生殖感染作为潜在应变量；将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殖卫生知识掌握程度与生殖卫生习惯作为潜在自变量，另外将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生殖感染的婚姻状况、年龄作为自变量（变量名及赋值见表1），拟合出女性流动人口生殖感染的结构方程初始模型。修正模型：根据专业知识，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生殖卫生习惯与生殖卫生知识之间并非相关关系。因此，将相关关系改为单向影响关系。某些路径系数无统计学意义，考虑删除无统计学意义的路径，通过反复修正模型，使模型更加简洁、更符合专业解释，得到最终模型（图1）。根据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评价体系可得出最终模型拟合的较好[6]（表2）。
由图1可知，降低女性流动人口生殖感染的因素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良好的生殖健康卫生习惯，而生殖健康卫生知识通过卫生习惯来间接降低生殖感染。年龄与婚姻状况都会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生殖感染，未婚女性流动人口生殖感染情况较已婚女性高。
3 讨论
女性生殖系统炎症是妇科最常见的病症，分为性接触感染和非性接触感染，可以为全身感染也可累及局部，多为直接逆行感染。本次研究结果表明，深圳市罗湖区女性流动人口自我报告生殖感染率为58.9%，高于广州市流动人口妇女自我报告生殖感染率（52.8%）[7]，低于北京女性流动人口中的调查（78.6%）[3]，说明深圳罗湖区女性流动人口生殖感染情况较为严重。而国内外研究表明，女性生殖感染的危害性很大，可导致多种严重后果，因此寻找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生殖感染的因素非常必要。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女性流动人口生殖感染的影响因素，与传统的回归相比，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优势是利用潜变量可以有效提高研究的准确性，还能解决多元回归中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也可充分发挥通径分析的优势，应用路径图使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目了然；同时可以处理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6，8]。
本研究发现，年龄与婚姻状况是女性流动人口生殖感染的影响因素，这与不少研究结果一致[9-12]。原因可能是不同年龄段流动育龄妇女性生活频率不同，且体内雌激素水平不同。既往研究表明，20～39岁年龄段女性生殖感染率较其他年龄女性稍高[9]。可能由于该年龄段女性性生活较为频繁，体内雌激素水平较高。本研究因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不能在模型中体现出哪个年龄段的女性生殖感染率最高，稍显遗憾。本研究结果显示，未婚较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殖感染风险高，这与既往研究有些不同，原因可能在于既往对于流动女性的生殖感染研究大多集中于已婚女性，而其他针对女性生殖感染的研究对象并非流动人口，其本身就有差异。生殖感染的风险不是来自是否结婚，而实质上应该考虑是否有性行为的发生，特别是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研究显示，流动人口婚前性行为率较高[13-14]，未婚的女性流动人口匮乏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同时受中国传统道德观的约束，不会主动寻求生殖健康帮助，进而造成其生殖感染高于已婚女性流动人口。
社会经济地位及生殖卫生习惯直接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殖感染情况，这与不少研究得出的女性生殖健康与文化程度、收入、各种生殖卫生习惯相关的结果相一致[15-1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生殖卫生知识的掌握通过生殖卫生习惯间接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殖感染情况，这是本次与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这与健康教育的知、信、行理论[18]较为贴切。了解知识之后采取有益于健康的行为，进而促进健康，这为接下来在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制订健康干预措施时需注意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殖健康知识、生殖卫生习惯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EB/OL].http：//.cn/qkpdf/yycy/yycy201306/yycy20130644-1.pdf" style="color:red" target="_blank">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