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战军 张 微
2021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交叉学科”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随后，在2022年版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交叉学科下设了8个一级学科，交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了政策的依托，具备了规范化和合法化的特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学位〔2021〕21号）指出，“交叉学科是多个学科相互渗透、融合形成的新学科，具有不同于现有一级学科范畴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已成为学科、知识发展的新领域”。这意味着交叉学科的建设是一个多元、动态、系统的过程，其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交叉学科建设的相关研究需要从一个整体性的视角深入展开。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利益问题是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之一，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资源配置不均衡、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学科布局分布失衡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利益相关者理论找到合理的解释。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对参与者价值取向的重要性，组织在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帮助人们“将外部变化转化为内部变化，以此解决外部变化导致的不确定性，确保组织战略和组织管理的有效性”[2]。本文以利益相关者视角为切入点，从“政府—市场—高校—学生”四个主体维度，探究交叉学科建设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以及在价值诉求实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利益主体的价值选择、行为选择的本质和根源，进而为交叉学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路径选择。
交叉学科建设本质上就是促进由利益相关者构成的新型学术组织，在知识边界上的拓展与融合、进而提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交叉学科建设受到政府、学校、学生以及市场多维度的共同作用。他们之间可能还存在着利益冲突，引起权力之间的较量。交叉学科建设的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交叉学科建设的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逻辑图
（一）国家逻辑：提升国家发展能力的核心价值诉求
国家逻辑的主体通常是政府，其逻辑表现为政府制定并实施政策，强调了国家层面的需求和应用[3]。交叉学科建设既是知识分化与整合的内在结果，更是一种制度安排，是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的外在体现。我国交叉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国家立场的影响，具有典型的政策导向和管理行政化的特征。具体而言，学科建设体系与国家的需求相互呼应，彼此之间存在着嵌套关系，两者作为命运共同体而存在[4]。从历史的尺度来看，国家的政治利益诉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这些诉求往往就是学科建设和学科结构调整的“合法性”依据。政府适度干预和介入到交叉学科的建设中，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以指导型的“利益调整者”和“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出现，还在于以权力和权威为基础提供制度性服务来提升高等教育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能力。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发展尚处在“跟跑”的阶段，尤其是缺乏“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而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总体上是一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态势。随着我国成功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升国际学术地位、建立与人力资源大国相匹配的科技话语体系和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显得分外紧迫。以交叉学科建设作为催动原始创新、突破关键领域的重要手段，是高校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命题的回应，亦是克服“卡脖子”问题的必然举措。
（二）知识逻辑：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核心价值诉求
布鲁贝克认为，大学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基础”除了政治论以外，还有“以高深知识为核心的认识论”[5]。高深的学问是高等教育存在的逻辑起点，通过学科分化与整合促使以学科为载体的高深知识不断生产创新[6]。知识的演化是学科存在的指导性因素，因此，在知识的衍生性和再生性功能的作用下，以及研究者的求知欲和创新性等多因素交织下，交叉学科的产生是在不断填补由于人类认知局限划分学科所造成的知识间隙。交叉学科建设打破了传统的学院、学科之间的边界，使知识生产模式从学科性学术向问题性学术转变。因此，积极推进交叉学科建设既符合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未来趋势，也将为人才培养和产生原创性成果提供新的环境和孵化的平台。这也预示着以知识为核心，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科逻辑和学科框架，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是交叉学科建设的又一价值诉求。
高水平现代化综合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尤其是学科建设与知识生产模式发展与变革密切相关。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与发展是学科从知识演化和制度变迁两种路径成长到更高层次和水平的动态过程[7]。大学作为交叉学科建设活动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通过组织资源、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的配置等推动新的知识增长点的产生，达到知识扩容的目的，破题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助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加强交叉学科建设既有利于促进科学研究向纵向向更深层次的方向进一步的发展，也赋予传统学科新的更丰富的内涵，助力**传统学科设置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市场逻辑：提升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价值诉求
大学发展的价值在于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服务社会需求。阿尔特巴赫直言，“营利性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现象，而且它还会继续扩张”。随着市场经济的逻辑被广泛接受，大学与经济、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突出。在高等教育走出“象牙塔”之后，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市场的青睐，市场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兴力量。推进交叉学科建设，既是国家意志的、知识拓展的重要体现，也是“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面向人民群众新需求”的必然选择。市场逻辑下交叉学科建设的价值诉求在于通过催化行业、产业创新，提升国内外市场竞争力，赢得发展的先机[8]。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不断地向全球化分工的“中心”靠拢，国际地位的上升带来了产业结构和城市功能的转变。特别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理论、新技术的驱动下，市场不仅对自然科学领域提出了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需求，对哲学社会科学同样提出了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需求。随着社会需求的攀升，未来5到10年，相较于其他领域，我国在基础学科以及新技术领域将出现较大的人才缺口。据人社部分析预测，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需求预测900万人，人才缺口预测450万人[9]。其中，具备交叉学科背景的工程师是急需人才。加大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补齐智能制造、医疗信息化等领域的人才短板，为新业态、新需求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支撑迫在眉睫。
市场作为交叉学科建设中重要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协调交叉学科建设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耦合度，避免人才供给与需求失衡。长期以来，我国的学科建设始终呈现出“政经关联”的逻辑，强调学科建设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否则学科建设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市场力量的影响下，交叉学科在建设过程中会将“经济论”的观念融入交叉学科的竞争机制和评价标准中，将市场需求纳入交叉学科建设的考量范围，以一种符合市场预期的方式来协调交叉人才培养的目标、课程结构等，最终达到以市场需求带动学科发展，以学科发展产生的科研成果服务市场需求的目的。
（四）学生逻辑：提升个体发展能力的核心内在诉求
以张楚廷为代表的一批教育界人士提出了“人本论”的观点，认为“高等教育源于人，基于人，为了人，‘大学为学生而生’”[10]。学生既是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原材料”，同时也是交叉学科建设最终的服务对象。所谓学科育人，就是要利用学科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围绕育人目标，实现对人的学科知识传递和人生价值观培养[11]。基于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以及知识更新迭代速度的提高，促使更新和提高自身知识能力成为人们的普遍需要。因此，充分提高个人的发展能力是学生群体普遍的内在价值诉求。数据显示，2021年考研人数高达457万，较2020年增加80万，同比增长21.22%。学生个体在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通过多样化的知识学习，成长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优质的人力资源，这也是交叉学科建设中“人本论”价值的体现。
是否有足够的生源是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学生的入学质量以及知识结构、能力和素质成为学科持续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声誉，象征着交叉学科的生命活力。当知识替代传统物质资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时，接受过专门教育的人及其所附带的知识、技能与能力就会成为市场中最有价值的资源[12]。因此，学生作为交叉学科建设中重要的需求主体，是推动交叉学科建设多重逻辑耦合、促进交叉学科发展的内部动力。他们既为交叉学科建设提供生源和办学经费资源，又通过自主选择学科，动态调整附带的生源与经费。具体而言，交叉学科建设要重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吸收学生代表参与交叉学科设置的相关决策，注意听取学生意见，尊重学生对交叉学科建设、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交叉学科建设的知情权、建议权和审议权。
伴随着全球科技产业格局的变革以及中国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愈演愈烈的国际、国内竞争为交叉学科的设立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传统的高校学科建设思维根深蒂固，利益相关者的路径依赖阻碍了交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同时，新时代外部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文化阻隔也制约了交叉学科建设。
（一）交叉学科建设中利益相关者的路径依赖困境
交叉学科建设本质上是一个由多个利益主体进行协商后产生的“交易”，但各利益相关者在交叉学科的建设中有着不同的价值权衡。因此，需要利益相关者在个体利益和多元主体的共同利益之间进行取舍。综观当前的交叉学科建设不难发现，部分学校在建设交叉学科时，对其建设目标、建设路径的认识目光短浅，不仅未能有力凸显学校的特色和学科的优势，而且受利益驱动罔顾受教育者提升个体发展能力的诉求，而非在规范的学科治理体系下和公平利益分配的基础上进行组织。新制度主义认为，当组织目标不清晰、环境不确定时，组织更愿意模仿先前成功的制度形式[13]。因此，在交叉学科建设中，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还是高校内部的交叉学科布局，都更倾向于采用原有的学科建设路径来规避风险。
一方面，行政化主导、工具理性等传统学科管理模式“锁定”了交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但这种传统的依据国家学科专业目录布局的学科建设，以学科为基础进行院系设置、资源分配、师资招聘及人才培养的建设方式，难以满足交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截至2021年6月，我国高校自主设置的二级交叉学科点达到616个（含重复命名），各学科门类中二级交叉学科构成数有2 016个。在极度推崇一级学科地位的当下，如何促使利益相关者突破路径依赖，给予二级交叉学科宽松有序的发展环境、提供较为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是交叉学科建设的一个巨大挑战。否则，交叉学科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也许会逐渐陷入各部门都看不见的裂缝中，甚至可能会成为“邻避效应”的受害者。
另一方面，对于高校的交叉学科建设主体而言，由于长期受到“量化为主”的学科评估影响，形成了以量化指标衡量交叉学科建设成效的思维惯性。因此，学科评估作为助推高校学科内涵建设的策略，自然将提升交叉学科建设质量作为初衷之一[14]。同行评议作为传统学科的主要评价方式，对于交叉学科这类无明确边界的学科，这种评价方式存在着研究成果难以被认可的问题[15]。无论是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组织的“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还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开展的学科评估，在评价中均采用的是以一级学科为单位申报各种材料。科研人员的学科归属决定了科研成果的归属，即使有些老师在成果上会署名两个单位，但是高校对于研究人员学术成果的归属有明确的限定。因此，研究人员所在的学院通常不鼓励内部职员参与其他部门的跨学科研究，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人员对跨学科研究的积极性。此外，交叉学科的学位论文仍由传统的一级学科的专家进行评审，知识的边界性与专业的倾向性会为交叉学科的学位论文的能否顺利通过带来风险。基于规避风险的考量，导师倾向于支持学生的学位论文“中规中矩”，而忽视或限制其学术创新的可能性。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当前交叉学科建设缺乏多学科背景学术人才的现状。
（二）利益相关者的文化冲突加剧交叉学科建设中的话语区隔
交叉学科建设中的利益相关者有着不同的场域文化，彼此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的不同，虽然为参与者提供了“浮动”的操作空间，但也加剧了交叉学科建设中空间阻隔与话语区隔。
一方面，人们在遵守学科分化规则和规范的过程中，不仅获取了因服从而带来的利益，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学科藩篱意识[16]。这种因各自场域文化带来的利益关注点的不同，加剧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话语区隔。不同的学科之间存在着的研究对象、理论架构、科研方法等不同，促使彼此间形成了相对独立、封闭的知识体系。高校在设立交叉学科时，为避免不同学科文化间的冲突和碰撞，除了考量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之外，通常选择同类型的学科进行交叉。据统计，在已经设置的二级交叉学科中来自同一门类的有156个，其中工学有120个，占比76.9%。二级交叉学科中的学科来自两个门类的有1 160个，约有42种组合，其中工学与理学的交叉是最多的，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工学和理学是交叉学科建设的热门选择，相反，人文科学这类理论结构不稳定、边界不清晰的学科，在交叉学科建设中较难被学科共同体认可和接受。这种“中心-边缘”化的结构现象不仅加剧了学科之间相互隔离，造成学科间“封闭”甚至是“保护”，也极易形成“学术寡头”或者是“学术崇拜”。
表1 二级交叉学科中的学科来自两个门类的情况
另一方面，以知识划分出的“学科”领域为依据建立起来的学科组织成为学科成员的组织归属。以较稳定的制度化组织为单位进行的常规资源配置，虽然维护了既有学科的既得利益，但也损害了未形成制度化组织的交叉学科的利益，约束着交叉学科研究的开展。数智时代压缩了空间的距离，使原本受物理空间阻隔的教学、科研等活动可以不受组织实体限制，但学科是否拥有专门的院系或研究所，不仅代表着学科的发展有内在的智力支撑，同时也意味着有专门的岗位、设备等资源在为其提供物质保障[17]。在这种情境下，交叉学科建设的参与主体更加关注在建设过程中实际获得的“好处”，因而本能地排斥与拒绝存在“未知因素”的合作，且不愿意让渡自己的利益，从而加剧了交叉学科建设中的话语区隔。
（三）交叉学科建设中利益相关者的非对称博弈困境
利益相关者之间权利不对等问题凸显，部分利益相关者基于资深权威力量，引导交叉学科建设向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以扩大自身的话语权和掌控权，而“弱势方”的价值诉求往往缺乏有效的关注，导致交叉学科建设成效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
一方面，国家学科制度的力量过于强大，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诉求，造成了国家和建设高校以外的其他参与主体缺乏主动性，参与主体的“主人翁”意识淡薄。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资源本身的稀缺属性决定了建设主体对资源配置效益的追求，但作为资源配置和绩效管理的实施主体大都立足行政本位，市场在交叉学科建设中的需求没有很好的体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通过政策导向落实管理与筹集研究交叉学科的支持经费，鼓励与引导不同学科部门主动进行跨部门的交叉研究，是目前国家层面推动交叉学科建设主要的方法之一。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立项中，“交叉学科/综合研究”以458项排名第一，立项占比为16.35%。即便如此，当以学科整合为中心的交叉学科项目危及原来所在学科教师的利益时，势必会出现“学科的捍卫者”，反对发展交叉学科项目[18]。
其次，交叉学科人才培养过程与学生诉求存在错位，降低了学生的选择欲望。部分学校交叉学科课程设置的结构与比例不合理，课程内容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叉，从根本上来讲还停留在各学科之间的知识累加，没有达到知识融合的效果。通过对比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与数学工程研究所的课程设置可以发现，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学科除了与传统的数学、工程学等学科交叉外，还融合了统计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甚至还与健康研究和政策系有所关联，如表2所示。我国交叉学科建设普遍存在着“工科理科化”、支撑学科较为接近、核心竞争力不强、课程拼凑、培养方案模糊等问题。在传统学科思维模式和固有研究体制双重因素束缚下，这种“近交叉”导致课程体系不丰富的“简单”思维，难以应对“大科学”时代的需求，使得学生们选择交叉学科进行学习的热情不高。
表2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与数学工程研究所课程设置情况
虽然在我国交叉学科建设合法化的时间还不长，但对于交叉学科建设的探索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一些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也逐渐凸显。如何**交叉学科建设中的路径依赖、打破学科壁垒、缓解资源冲突、提高交叉学科人才培养质量，既是中央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法定职责，也是提高交叉学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先行条件。在注重学生个体需求、增强市场参与的基础上，政府依然要重视其在交叉学科建设中的主导地位，高校应强化建设实践探索、准确把握交叉学科的发展目标、精准打造交叉学科特色。
（一）突破路径依赖，完善学科治理体系
交叉学科作为学科间存在的多元关系以及利益博弈的结构网络，不仅具有知识生产的多元创新特征还具有组织建构的内部治理特征。具体而言，交叉学科建设作为学科治理创新体系的重要支点，撬动着大学内外部科研体制、人才评价机制等关键要素的改革，推进着教育理念、研究范式及育人模式等系统的变革（如图2所示）。
图2 交叉学科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作用机制
首先，从交叉学科的内外部治理体系来看，国家和高校是核心主体，双方战略利益需求是交叉学科建设的根本驱动力。交叉学科建设要体现政府在学科治理中的宏观引导作用。具体而言，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并借助交叉学科的建设方案最终转化为具体的人才培养要求。
其次，高校作为交叉学科建设中的具体执行者，是“责任主体”。交叉学科建设要充分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通过自主分配学科资源，最终达到学科组织自治的目的。交叉学科建设虽然突破了学科和院系学术组织之间的限制，促进了资源和信息的交流，但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交叉学科的设置并不是随意的。因此，大学在设置新兴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时需要系统梳理凝练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的学理基础、理论体系和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19]。扎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前沿引领的研究方向、动态融合的科研团队是实现知识逻辑下交叉学科探索高深知识的基本前提。
再次，市场权力是交叉学科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力量，他们通过反馈学生的“成本—收益比”，在交叉学科建设的相关政策制定、学科评估、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社会组织的“智囊作用”。同时，加大过程监督与成果考核力度，加强学科建设过程管理体系建设，是提升交叉学科建设成效的有效手段。通过发挥市场对交叉学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反馈，促进交叉学科未来的发展，并以此作为资源配置、政策优化的依据，进一步提高交叉学科治理效能。
最后，赋予学生尤其是博士生在专业知识学习过程中更大的自主权利和适当权力。高校在课程设置上，应注重知识的关联性和渗透性，注重人才培养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在科研训练中，可实行不同学科背景的合作导师制，着重加强多学科理论方法融合应用，提升学生在知识的跨界运用，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近几年，华为非常重视对跨专业、交叉学科人才的获取与使用，对顶尖的交叉型高层次创新人才给出有竞争力的薪酬。交叉学科培养的学生展现出来比单一专业的学生拥有更大竞争优势的现象，既保证了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规模，又发挥了个体权力参与学科建设、维护学术秩序的功能，同时达到协同学术权力、市场权力制衡政府权力的目的。
（二）从利益融合向文化融合过度，增强学科认同感
从组织行为学角度看，交叉学科建设属于跨组织的文化行为，需要利益相关者在突破路径依赖的基础上，打破相互争夺“话语权”的传统利益格局，增强学科认同感。
首先，应打破学科知识隔阂，建立交叉学科的文化认同，促进学科系统开放。在消除学者个体认知冲突的基础上，要重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秩序的构建，形塑各个体在跨学科研究中的共同知识视野[20]。几乎所有高校都具有学科交叉能力和潜力，但这种能力和潜力有很大的差异。对于科学文化浓郁的学科领域的交叉应发挥强势学科“蝴蝶效应”的作用，通过“强强联合”利用基础学科的优势带动应用学科的发展。对于人文科学学科领域的交叉，要重视人文精神的价值和独特意义，重视人文精神可以提供反思以及前瞻性思考的能力；
重视人文精神对科学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从而增强人文科学学科在交叉学科建设中的成就感[21]。
其次，创新学科组织机制，加强学科团队建设。组建一支优秀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科研团队是交叉学科建设过程中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真正实现的保障。交叉学科的建设还需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力争打破单一学科的界限，着力打造跨界融合的科研团队，促进多知识体系间的学术交流。美国《促进交叉学科研究》报告强调，为使未来科技领域真正有所成就，培养能够跨学科研究、知道如何在学科交叉领域与他人合作的新一代科学家是绝对必要的[22]。因而，要更加重视培养交叉学科带头人，加深不同领域科研团队之间的学术交流，激发知识观点的碰撞、融合与创新，促进创新学科领域的产生。
（三）凝聚多方共识，调节利益冲突
交叉学科建设既要遵循国家意志，通过强化政策引导促进交叉学科建设实现理念转变和成效的提升，又要以满足市场需求的价值诉求为指向，加强对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支持，强化校企合作，拓宽交叉学科建设的经费来源渠道。
第一，化解资源冲突，增强市场主体意识。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通过拓宽交叉学科建设的战略格局，从立足于学科转向立足内生资源、制度环境、外部市场、学生的四维坐标。现代大学制度及国家宏观制度不仅是交叉学科建设的背景，同时也是交叉学科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故交叉学科的建设要立足制度红利，主动获取更多赋能学科跨越式发展的制度资源，重视相关产业为交叉学科建设提供的机遇窗口，重视市场需求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利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跨界合作赋能学科交叉创新再上新台阶。人工智能二级交叉学科就是利用科技革命与信息技术等相关学科的“联盟”，打破了高校学科、院系设置，资源分配及体制机制构建的惯例，成为促进交叉学科组织变革的重要力量。强化产学协作，促进学科与产业的衔接是高校学科发展的关键策略[23]。从总体高度上来看，交叉学科建设越是向纵深发展，层次上越是向上延伸，校企合作上就会越体现“面向社会、着眼人才培养、服务经济”的宗旨。通过将知识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把新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以知识生产促进企业生产，以资本反哺学科建设，如此才能实现交叉学科建设的良性循环。
第二，注重个体需求，培养四有新人。青年强，则国家强。新时代对于人才培养有新的培养理念，同时也决定着新的实践方向。具体而言，交叉学科建设就是要培养“有学术志趣、有广阔知识、有理想抱负、有战略定力”的“四有”新人。“四有”新人的培养离不开经费的保障，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高校内部都需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充足的科研经费是交叉学科人才队伍壮大的前提，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在学科建设经费中累计投入超2亿元，通过打造面向化学、材料、计算、生物、物理、工程学等领域的多学科交叉科研平台，培养了大批独立创新能力、视野开阔的行业佼佼者和青年骨干。“四有”新人的培养，一是要以问题为导向，增强学术志趣。恽代英认为：志趣是生活力之趋向，顺其志趣，以导之于学，学乃有成[24]。要充分发挥导师的指导作用，打造师生学术共同体，激发学生的学术使命感。二是要增强学生对文献的阅读，注重知识视野的拓展。学生需夯实交叉学科学习的基本素养，为提升学科学习的关键能力，提高学科学习效能筑牢基础[25]。只有广泛涉猎、熟悉专业研究的思想、技术，知晓国际国内的发展现状，才能对面临的科研需求和热点问题有相对明晰的方向。三是要树立远大的理想抱负，把个体需求与国家发展需要相结合，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人才培养的使命。四是要增强学生的战略定力。就当前的就业形式而言，交叉学科的人才是匮乏的，就业前景是广阔的，但也存在着少数交叉学科的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情况。在这种情境下，着重培养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增强学生的战略定力，既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
吾生有涯，而知无涯。交叉学科建设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高校要依托自身优势或地缘优势，明确交叉学科的发展方向，制定相应的政策、规划引导交叉学科的发展。在交叉学科建设方向上，高校要注重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和战略需求，厘清交叉学科意识，遵循知识发展逻辑，强化交叉学科建设的学术本体意识。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交叉学科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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